楊衛華：在華新教傳教士對中共的觀察與應對（1927-1936） ── 以The Chinese Recorder為中心

　　從1927年國共分手到1936年中共政策轉變的十年中，隨著中共轉入鄉村及其在中國的實踐展開，傳教士與中共在鄉村頻繁相遇，他們成為了此期與中共接觸較多的外國人。同時他們也感受到了中共的挑戰和壓力，作為一種流行的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競爭力量，以及人們藉以反對基督教的思想資源；而作為一種組織力量的中共，不僅對基督教毫無好感，而且以實際行動破毀著基督教事工，對傳教士的政策尤為嚴厲。這激起了傳教士對中共的正視，並迫使他們去應對這種挑戰，中共逐漸成為了傳教士話語中的關鍵字。因而，在傳教士的主流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1中開始頻繁出現有關共產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記錄。傳教士除從宏觀上將基督教和共產主義放置在同一個平台上解剖觀察，以基督信仰為參照，排比評說後者，努力將共產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正與誤」、「精華與糟粕」分離開來外2，也尋求具體的應對策略，其中勞工、鄉村、青年是傳教士應對中共的重點場域，他們也精心地觀察民眾對中共的反應，相關的討論佔據著其言說的中心。

 

一　中國青年：傳教士應對中共的焦點

 

　　中國青年是傳教士尋求皈依的重中之重，既有基督教學校的薰陶與培養，又有基督教男女青年會的吸引與蓬勃，運用演講、體育、娛樂、服務等形式多樣的活動吸附與涵化青年，使他們走向基督。有組織的青年運動，實自傳教士始。他們很早就看到了中國青年在中國社會中的功用，1901年出版的《北美青年事業50周年紀念專冊》中說：「中國的命運，端賴它的許多青年......老年人是隨處被傳統思想及責任所束縛的，青年人則不然，他有勇氣脫離過去的關係，為中國造成一個新命運。基督教青年會以一團體的資格，自然有機會去轉移中國優秀青年的思想與生活。我們希望這樣的機會不致錯過，而在責任方面又能盡力應付」。3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隨著民族主義的蓬勃與各種西方新興學說的引入，一部分青年開始走上非基督教並熱情擁抱各種新興主義的道路，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等雜糅並濟的學說都找到了它們大批的追隨者，他們作為一種競爭性的因素分享著福音的受眾，正如徐寶謙所言：「現在的政治、教育和社會改革，整個的，都不是基於上帝的信仰。沒有一種競爭性的體系──像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它們把人類分成繁多的陣營──是基於上帝觀念的」。4對於中國青年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特別是當他們相互結合的時候。因而，共產主義與青年的關係就成為了傳教士關注的重點，他們敏銳的察覺到了前者帶來的衝擊。

 

　　青年們處在一個思想尚未成熟而激情澎湃的年齡，他們的思想傾向於激進，正如亨廷頓所言「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5，共產主義的激進很適合他們的胃口。在1927年前中共尚為年幼的年月，儘管中共在組織上吸納青年甚為有限，但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卻已走進許多年輕人的心，非基運動中青年反教話語充斥著濃烈的馬列主義味道即為明證。傳教士對青年的激進心理以及其對共產主義的熱情有充分認知，1933年5月的社論中指出：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思考中國社會秩序的重建，國民黨企圖對古老的資本主義做出一些修正，而共產黨則企圖完全建立一個新秩序，「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學生大體上對社會秩序的激烈變革比任何即定秩序的修正更感興趣」。6同期江文漢的文章也指出「共產主義在學生中暗流洶湧」。7在對日本共產主義的觀察中，傳教士也看到「學生最易受影響」，「共產主義公開的批判現存社會秩序，並通過階級衝突而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這對青年的心理很有號召力」8。正因為傳教士看到了共產主義對青年強烈的吸引力，所以「共產主義與青年」成為諸多傳教士大會的主題，1930年夏天，傳教士聚集在北戴河，討論的主題是「重新估量目前的形勢，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能夠激起中國青年的熱情，而教會卻不能。我們可以採取甚麼樣的計劃來吸引並持有年輕人？」91933年夏傳教士在牯嶺集會，討論的議題是「目前基督教如何對青年像共產主義那樣有吸引力？」10這種強烈的關注表明傳教士甚為重視共產主義在青年中激起的熱情，在羡慕的同時也在尋求著應對策略，對青年的爭奪是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競爭的重點。

 

　　為了應對共產主義的挑戰，教會也在尋找著青年走向共產主義的原因。一篇文章指出在青年中「共產主義是基督教的競爭對手」，「原因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激進、冒險的性質，有準備的實驗，它明晰的目標和確定的計劃，它對『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公開的支持』」。11 遙克也認為「現在許多年輕人，選擇共產主義反對基督教，就是因為共產主義為他們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確定的實踐的回答，它正在運用的過程中」。12有些學生接受這樣的觀念：「目的證明手段是公正的」，「變成共產主義者是更快的出路，基督教在政治上沒有甚麼成功的表現」。13對學生走向共產主義原因做了仔細分析的是1933年5月江文漢所寫的〈中國學生現狀〉一文，他歸結原因如下：1.因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可以和宗教信仰相比較的信仰。他們著迷於階級鬥爭、經濟決定論、唯物論、無產階級專政、辨證法等，他們相信世界將走向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將不得不給社會主義讓道。專制不得不向民主讓道。鑒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清晰的劃分，實行一個社會變革是絕對必要的。問題是由誰來主導和通過甚麼方式來實施變革。答案當然是受剝削的無產階級，因為歷史表明沒有一個剝削階級會自己驅除自己的優勢地位，革命是必須的，並且要迅速的由暴力來完成。我們看到：共產主義雖然不是一種宗教，但是它的作用類似一個宗教。儘管它否認所有的神，但是它創造了一個無神的上帝。學生以一種宗教熱情、純潔、單純走向它；2.共產黨和共產黨宣傳組成了一種對學生很有效的號召；3.共產主義在蘇聯引人注目的成功使人們確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最好的出路；4.人們對國民黨統治越來越不滿和不相信。腐敗叢生，內部鬥爭激烈。共產主義成為一種絕望中的建議。作者最後總結說「因為以上四個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向我們挑戰的是社會秩序的根本重建」，「學生不再滿足於緩和的方式，而希望一個巨大的社會激變」，「通過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學生迅速意識到了社會根本重建的必要，開始以一種宗教熱誠致力於共產主義烏托邦事業。」14以上的文字基本上含括了共產主義對青年學生強烈吸引的原由，共產主義本身的吸引力、共產黨宣傳的成功、以及國民黨的腐敗都把學生推向共產主義。

 

　　當然，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一部分青年走向中共只是真實的一個面向。在思想龐雜、現實混亂的年代，青年的追尋也處於一種多元情狀，在抉擇的背後，更多的是彷徨、苦悶，找尋著最佳的出路。而且，青年的思想也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年輕只是個短暫而不穩定的階段。張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學生正處在一個思想的十字路口。對於政治，他們不知道何去何從。他們對政府事務的興趣正在冷卻。一年前那種對國民政府的希望已破滅；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失望在增長。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精神和組織仍在向他們召喚。但是當一切可以利用達到目的的方式在真正的實踐中得到實施時，他們也認識到伴隨而來的殘酷性，而他們的熱情已經冷卻了。許多學生已經對政治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他們感到迷茫。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事業卻僅僅發現他們被不同的政黨所利用」。151934年11月的社論也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學生的思想也顯示出不同的趨向。他們曾經專心致力於指導中國政治。以後，我們又被漸漸告知，他們對共產主義作為解決中國社會和經濟困境的出路而深感興趣。目前則這兩種興趣都沒有統治他們的思想。當局的壓制已經使他們的注意力從政治上移開。對於共產主義，在某些地方，學校當局認為學生在其中的興趣是趨於沉默的，如果說不是完全缺席」。16在繁雜多變的現實面前，廣大青年不知所措，他們因對現實的失望而苦悶，因無路可尋而彷徨。

 

　　同樣，對於此期部分青年與共產主義疏離的原由，傳教士也有自己的解釋。1930年1月的社論指出「關鍵的問題是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和共產主義都不能贏得中國最好的青年；共產主義是因為它威脅社會的基礎，而基督教是因為它被認為──十分錯誤的──對社會黑暗冷漠」。17 Carleton Lacy從基督的立場出發反觀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不能有效的持有青年的原因在於：1.「階級鬥爭的呼籲不是那麼有效，因為階級區分在社會和經濟結構中是相當新的，界限分野也不是那麼深。但是，人道主義訴求、集體利益是很真誠並廣泛的，『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一條古訓……要激起人們普遍的將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來憎恨是很困難的」……共產主義展示的是一種獲得而不是給予的主義，「它不是一種愛的宗教而是一種恨的宗教，不是一項建設性的事業而是一股破壞性的颶風」；2. 共產主義不能持有青年人的忠誠的一個更深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在解決衝突和調節整個現實的王國中的不足」，「共產主義開始好像提供了一種青年人認可的哲學。它好像也提供了一項能夠激起最大熱誠的事業。它之所以不能滿足有思想的追隨者的哲學和宗教需求，毫無疑問部分應歸咎於它的不穩定性。它沒有得到一個在國家展示其價值的機會。它本身頻繁遭受衝突和不安全的困擾。儘管如此，更基本的是它不能為青年的生活提供一種內在的動力，它內在的缺乏一種普遍的價值觀來使為生活提供說服力（來影響生活）。作為一種哲學，它代表一種呼籲智慧的系統觀念，但是作為一種宗教，它不能成為一種普世性的組織，也不能為生活的目的提供最終的價值」。18南茜部分的解釋不無道理，但更多是一種基督教的理解，目的在為耶穌走進青年張本。

 

　　我們所描畫的這幅圖畫是相當龐雜的，雜誌觀感似乎有相互衝突的地方，但這正是不同面相的複雜呈現。任何一種思想都不可能擁有所有青年的心靈，他們的思想取向必定是多元的，共產主義自不例外──靠近與疏離同時存在。當然，傳教士的終極關懷並不在青年對共產主義的親密與疏離，他們關懷的核心在耶穌與青年的關係，對前者的關注只是為了應對共產主義而拉近青年與基督的距離。1935年一篇來自成都的報導指出，成都兩年來「青年與宗教運動」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在我們基督教組織中發展一種比共產主義更周到且更有生命力的重要的基督教信念」。19上面提到的1930年的北戴河會議建議教會應根據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對立，「直接挑戰共產主義哲學的位置。從國外邀請傑出的演講者來應對共產黨的宣傳不是很好嗎？但是更重要的是應該有一個針對工人和農民的計劃，這將贏得有思想的人的尊敬。通過大眾教育，農業實驗，遵循社會風俗的娛樂、社區振興和改造，教會必須滿足『窮人和被壓迫者』的需要。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將對這種建設性的努力的召喚中積極回應」，「共產主義通過宣傳已經在中國取得了進展，教會可以很好的模仿共產黨的方式」，「共產主義在使用印刷品上特別成功。基督教必須在這個領域同樣強有力」，應該多創造新的作品並大量翻譯西方的相關著作。20無疑這些都是針對共產主義的，並且對於共產主義的拿手好戲，傳教士也積極的模仿，為我所用以至最終超越對手，而捕捉並保持青年對基督的好感與忠誠。

 

　　順帶說明的是，在1927年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年月，由於國民黨的打壓，學生走向共產主義的代價驟增，「因為共產主義運動很強大，政府摧毀了所有的學生組織。僅僅一個留了下來。就是我們的（教會學校的──筆者）」21，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自身也暗淡不明，儘管仍有許多學生對共產主義保有熱情，但整體受挫。後來，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從1935年始中共的政策逐漸轉移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來，中共扛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儘管反帝一直是他們的旗子，但是日本的直接入侵增添了它的份量，中國與青年學生的關係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民族主義為中共帶來了新生，也成為中共吸引青年學生以至國人的武器。南茜在1939年觀察到「幾年來，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呼籲已經贏得了中國青年的興趣和較大程度的忠誠」22。美北長老會羅伊（Andrew T. Roy）也在1940年指出：「許多學生去了西北抗日大學。學生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包裹著愛國主義的因素，真誠的渴求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並感激八路軍的成就。這種獨一無二的成就不在於軍事成功和生產努力，而在於它已經創造的精神。」23中共在民族主義的旗子下確實贏得了廣大青年的好感與忠誠，在國難當頭的年月，民族主義似乎比共產主義更有號召力與吸附力，青年因愛國而走向中共。在1937年國共再次握手前，當中共開始舉起民族主義大旗時，國民黨卻在裁減它。除了與日本的一再妥協外，對於學生的抗日愛國遊行，國民黨恐懼其與共產黨的牽連而壓制，1936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區，國民黨到處搜尋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學生，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在學生中的傳播，北平和天津學校的員工被要求一致譴責共產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傳教士觀察到「學生們發現怎樣愛國很難。他們需要某種方式來表達愛國主義來替代一再用來反對他們的壓制」，「學生運動的反日情緒轉弱而以反政府情感所代替」。24無疑國民黨在民族主義的把握上輸給了共產黨，這給它自己帶來了被動，為其毀滅埋下了遙遠的伏筆。民族主義無疑是近代中國最為有力的旗子──儘管在不同的時段強弱有異，正如許紀霖所言：「在現代中國的變遷過程中，民族主義成為現代化最有效的社會動員、成為凝聚人心、整合社會意識形態的象徵。誰抓住了民族主義這面旗幟，誰就佔據了領導現代化的精神制高點，掌握了統治中國改朝換代的合法性資源」25。實際上人們一直存在這樣的追問：「中國革命與共產主義聯繫多，還是與民族主義的聯繫多？」26我認為這種兩難的回答都不是答案，中共的英明之處在把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我們很明顯的發現，在傳教士的話語中，在論到共產主義的吸引力時，大多數時候它總和民族主義站在一起。

 

二　勞工與農民：傳教士應對中共的關鍵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與工人運動緊密相連的，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同樣如此。在1919-1927年間，工人運動在中國有過短暫的青春，但隨著國民黨的壓制和共產黨轉入鄉村，工人運動陷於沉寂，隨著毛澤東的崛起，中共革命逐漸遠離勞工而與農夫起舞。史華慈對中國革命的分析大致是正確的：「共產黨最終取得政權的真實環境說明了城市工人階級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沒有聯繫，中國城市工人階級──無論它的同情心是甚麼──消極的等待農民隊伍佔領城市」，中共革命是與工人階級相分離的。27傳教士也隨著中共重心的轉移而轉移──起初，共產黨注重勞工運動，傳教士也傾注於工人問題的思考與應對。後來，共產黨轉入鄉村，傳教士就轉而注重農村建設了。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

 

　　現實是傳教士行動的航標，早在中國工人運動初起的1919年，傳教士就呼籲要有基督教的工業計劃,關注工人的生存。28此後，工人一直是傳教士關注的對象。在北伐前後，傳教士在工人運動的勃興中感受到了壓力，教會成為工人運動鬥爭的目標。北伐所到之處，許多教堂、醫院、學校等教會事業在工人罷工中毀壞或關閉，傳教士的僕人選擇離開，醫院中的工人被組織起來準備行動，「中學和大學的關閉主要歸結為罷工者」。29 1928年Eleanor.M.Hinder在一篇名為《中國勞工運動中的某些事實與面相》的長文中分析了中國的勞工運動，他認為勞工運動是伴隨著政治革命的一種社會革命，1919年的反日運動是中國現代勞工運動的起點。大約在1922-1925年國民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國民黨首先看到「勞工運動可以作為國民革命的一種力量」，看到了勞工在達到政治目的上的價值，罷工被政治家用做一種武器，政黨提供資金和人員來組織工人，工人聯盟的領導一般不是來自於工人階級。作者認為中國的工人運動與西方最大不同點在於易被其他的力量所利用。在談到其與共產黨的關係時說，工人也許不是很理解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及其與其他經濟理論的差別，而且也並不真正的忠於它們，但是正如已經展現的那樣，他們已經在志願的使用共產黨的方法和原則了。作者還引用陳獨秀的話說：「如果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被實用於中國……真正的力量將寓居在勞工聯盟和農民協會中。」作者也看到了其與蘇聯和第三國際的關聯，「蘇聯的興趣和幫助是顯著的，儘管這種幫助達到多大的程度，很難判斷」，「也將會看到的一個面相是中國的勞工組織會向第三國際和它的思想傾斜」。30可見，在傳教士看來，工人運動被各種政治力量所利用，其與共產主義的關聯也很密切，儘管工人本身也許並不自覺，「要清晰的澄清日益增長的勞工罷工多大程度上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是不可能的」。31但是工人會成為共產黨的潛在力量，美國聖經會的南茜認為因為基督教不能改善經濟狀況和社會態度，道德無能，致使許多工人對基督教冷漠。而「在產業工人中間，對許多人而言，共產主義已經被宣佈為一種宗教。32共產主義和宗教有著親和力，勞工黨逐漸成為共產黨的代名詞，所以基督教很注重對工人服務，以避免工人走向中共。如重慶的基督教青年會組織勞工服務組織，幫助勞工，辦夜校、圖書館、衛生等活動，「anti-red」即為目的之一。331931年2月，各界在上海召開會議，其中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勞工問題，與會者對勞工的生存現狀提出了坦率的批評，尤其憂慮的是「沒有受教育的工人，容易落入勞工政治家和共產黨之手」，會議呼籲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解決勞工問題，包括教育、生活條件改善、家庭生活、福利等各個方面。34

 

　　農民問題是傳教士應對中共的又一重點，而其策略在基督教鄉村建設。基督教鄉建早已有之，《教務雜誌》1921年就有《基督教會和鄉村重建》一文，呼籲教會注意鄉村問題，認為「教會對鄉村重建傾注特別的注意是明智的」35。沃德（H．F．Ward）1925年的一篇文字也以俄國農民為參照，認為中國的農民為中國各種組織提供了最大的服務機會，並呼籲教會要首先抓住這個可以拓展的空間。36但無疑中共對鄉村的衝擊更加固了傳教士的注意，其在鄉村的成功與煩擾加強了傳教士應對的迫切性，正如劉家峰博士所言：「三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起使基督教在鄉村建設方面更清楚的認識到它的責任，並促成與共產主義一決高低的實驗」。37在傳教士後來的檢討中，也把共產主義作為基督教鄉村運動的一個大的障礙。38

 

　　隨著中共在鄉村掀起的波瀾，共產黨與鄉村的關聯成為傳教士關注的中心之一。傳教士把鄉村問題作為中國的關鍵問題，而鄉村的破損為中共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直到1936年1月社論還寫到：「中國的政治統一仍然面臨著較大的威脅。它的農村破產。共產主義，不管它的意義是甚麼，也沒有銷聲匿跡」39。英長老會道格拉斯（T.W.Douglas）在《共產主義與農會》一文中提到Jerusalem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教會與農民問題的關係，會後形成了一個報告，報告提醒教會人員要注意的首要問題是「中國農會的增長以及它們與共產主義宣傳的關係」。文章主要談到了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作者提到當他們的真正意圖還不是非常明朗的時候，甚至有牧師和教徒加入農會。基督教的嶺南大學編有一本《廣東農民運動》，翻譯成英文由教會出版，彭湃在書中被描繪為人民的救星。但是後來教會轉變了。作者認為農會可能對調查農村的經濟狀況和農業勞力有利，但與耶穌的教誨是相違背的。農會的方式是革命性的、非法的，它處於兩個俄國顧問的指導之下，它的方式是暴力的，公開的進行階級鬥爭，並保衛自己免於地主、軍隊、警員的反對。作者最後評價到「我們不必詳細的述說彭湃領導的蘇維埃的恐怖。說它是一種恐怖的統治已經足夠，統治的目地好像是人口的迅速滑落，隨之發生的是對鄉村整個階級的剝奪」。可見，作者對中共在鄉村的行動方式有所保留並保持著警惕，認為其必將帶來嚴重的後果。當然作者也評論到「教會可能會發現它自己可能會同情共產主義的目的，儘管它們使用的方式有巨大的差異」。因而傳教士應該拿出自己的法子：儘管現在農會被國民政府禁止了，但是並不是說教會就沒有必要調查使農會興起的土壤以及那些仍然在影響鄉村觀念的宣傳了。毫無疑問，農村狀況是不令人滿意的。教會應該考慮的是她自己是否有解決問題的辦法。40

 

　　1936年12月名為《農村教會的需要》的社論認為整個中國教會最高的需要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來幫助建立農村教會。作者談到「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辭彙──『基督教和共產主義』」。毫無疑問，俄國在改善農民上的成功對中國的改革者和學生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些年輕的學生被共產黨的計劃所吸引，對改善農民的生活情況有巨大的興趣。「因此，為了應對這個巨大的挑戰，基督教社團必須保證它的計劃比共產黨更有活力……如果要把中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在這個領域，教會必須更積極的實施一個有力的計劃來滿足人們的需要」。41可見，中共在鄉村的衝擊確實給傳教士帶來巨大壓力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反向動力，喚起了他們服務鄉村、建設鄉村的意識以及行動的迫切性，而他們應對的方法，則在基督教鄉建，包括與政府積極合作的鄉建。正如吳利明所言：「進入三十年代後，農村建設的工作開始加劇，同時也成為南京政府的一大關懷。農村建設被認為是建設中國和阻止共產主義蔓延的最有效工具」。42從此，鄉建成為教會事工的重心之一。43

 

三 「民眾」對中共的反應：傳教士的觀察

 

　　中國共產黨是作為一種基督教的競爭性力量而呈現的，她分享並爭奪著基督教的會眾。更為重要的是，中共的革命活動給城鎮尤其鄉村的生活以及傳教事工帶來很大的衝擊與煩擾，因此，傳教士十分注重「人們」對中共的態度。

 

　　在傳教士的話語中，民眾對中共的反應不一，這一定程度上是民眾本身的身份不一所致，對某些人而言，中共的到來就意味著既得利益的喪失（包括一些並非上流社會的人），而對於某些人，則意味著解放。一些人走向中共的同時，另一些人則表示冷漠或抵制。另外，當時的中共只是一種弱小的反政府力量，勝負、存在的穩定性不定，大多數人不會冒「秋後算帳」的危險而追隨中共，再說人們對中共的真實觀念、政策也缺乏理解。也許許多民眾對中共的印象還儲存在由謠言、懷疑包裹的想像中。

 

　　中共的進入鄉村，確實是給鄉村注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鮮因素。在1930年代前後，農民的困苦──地租、賦稅、自然災害──確實給中共的宣傳留下了很多機會，中共成功的宣傳與實際行動也在捕捉著人們的心靈。福建曾經是中共活動的重點，大部分地區都留下了中共的腳印，在被迫長征之前，中共在福建省呆了6年（1928─1934年）。1935年留美博士林天蘭在對中共在福建6年的觀察中看到：「乾旱和洪水使農民趨於極端貧困，使他們成為了紅軍的準備工具。但通過這些因素，農民意識到了他們沒有被社會或國家公平的對待。這為共產主義的萌芽和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在福建同安，儘管經濟繁榮，但是「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差距很大。駐地的軍隊是野蠻的和壓制的；官員貪婪的允吸農民和勞工的血汗。後者最終被驅向極端。他們呼籲糾正而沒有得到回音。結果他們自願回應共產黨的宣傳。」在沙縣，有繁重的正式稅收和非正式捐獻，而後者超過前者好幾倍。例如在紅軍到來前的1934年1月，就有23種強迫的捐獻。而「紅軍允諾只要他們進入城鎮，就廢除它們。所以大眾準備接受新的統治」。44可見，許多處於生活困境中的民眾在沉重的賦稅、軍隊、官僚迫壓下走向中共，他們從中共的到來中看到了希望，中共在鄉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這遠遠不是畫面的全部。更多人的心靈為對中共的懷疑、恐懼、甚至憤恨所佔據，特別是那些處於上層階級的人。由於對中共缺乏瞭解，再加上國民黨的宣傳，每當中共到來之時，逃亡成為了人們的選擇，不僅有上層階級，也有普通人，在傳教士的筆下，逃亡也是人們對中共的一種反應。當然，一方面是逃避戰爭，一方面是逃避中共。在1931年的福建Yenping，當中共到來，「成千上萬的人為躲避他們而幾乎空手離開了家園」。45許多上層階級的人逃往上海或香港。在中共佔領江西黎川的一年多，「在好幾個村莊，留下來的人不超過20─30％」。46逃亡可以作為對中共的一種反應，許多人因對中共懷疑而躲避。當然，在戰爭到來之際，人們逃亡是正常的現象。除了逃亡之外，傳教士也觀察到人們對中共的暴力活動充滿恐懼，在1927年的長沙，「人們非常害怕共產黨製造麻煩。最近不時有人扔炸彈，氣氛很緊張」。47同樣1928年4月來自長沙的一篇報導指出「人們的普遍態度是害怕。共產黨（一旦有機會）在各地已經製造或正在造成諸多混亂，他們好像能夠充分而恰到好處利用他們的機會──不管怎樣這來自於他們的觀念。不管在甚麼地方，只要可能，他們通過殺人和處罰使鄉村變得恐怖」。48甚至在湖南整體局勢好轉的情況下，仍有部分地區存有騷亂，傳教士總結說「這些事情引起了不安，使人越來越害怕共產黨的襲擊，對政府的未來也不確定。」49革命的暴力活動自然是對安定生活的一種煩擾，這引起人們的恐懼。傳教士也注重對民心所向的觀察，在紅軍被迫長征之後，1935年一篇來自江西的報導中指出：「有人評論說人民反對蔣將軍而贊成共產黨。這在兩年前我認為有一點真實，但是現在我認為人民完全厭煩共產黨。他們允諾輝煌的希望，但是沒有一個實現。政府軍不總是有紀律的，他們有時搶劫。但是這最近已經很大的減少，而共產黨總是做這些事情。」50

 

　　1934年10月中共開始長征，從江西、福建等紮根較深的地區撤出，傳教士又回到了這些地區。在傳教士的觀察中，在這些中共曾經盤繞的重點區域，紅軍並未留下很深的印記，除了破壞以外。1937年的一篇報導指出，前蘇維埃首都瑞金，已經從破壞中恢復過來，「教會又回到了人們的心中，而共產主義，因為它自身的殘忍而不為人們所信念，在人們心中沒有激起同情，有的只是悲傷的記憶」。51傳教士在對江西黎川的觀察中也看到「紅軍一年的佔領所留下的唯一永久的影響就是痛苦的回憶和對好日子的希望」。除了這種宏觀的印象外，傳教士也分析其中的緣由，他們認為在黎川，「除了紅軍佔領引起的混亂之外，受現代因素的影響很少」，老的家庭可以追溯到宋朝，那個時候村莊開始建立，「宗族精神強烈，仇恨不和很少」。傳教士進而認為「這種保守主義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甚麼紅軍廣泛的宣傳對大眾的思想和行為影響很少。在他們到來之前，黎川是相對繁榮和和平的縣之一。除了紅軍的暴力活動和引起的壓力外，紅軍的思想沒有打下很深的印記。在一切事情上，民眾很容易恢復對中央政府的忠誠，特別是對政府的重建計劃」。52

 

　　對紅軍在鄉村的失敗做過更深入細緻探究的是林天蘭1935年的《共產主義在福建》一文。他以紅軍在福建的6年為觀察物件，認為共產主義不僅僅只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重演，「它喚醒了普通人為生存權而鬥爭的自我意識。如果共產黨領導人緩解了他們強烈的苦難，世界沒有甚麼東西能把他們從這個新的體系中分離出來。但是共產黨悲哀的失敗了。他們的統治比舊的官伸體制不是更好，且甚至更壞。讓我們看看他們怎樣違背他們公開的目的，而把人民踢回國民政府一邊」。接著作者分5點詳細談論了共產主義在鄉村未能成功的原因：1.共產黨把最壞的鄉村因素──土匪和流氓──吸收進其系統。這些老百姓最怕和最恨的人成為了他們的導師和統治者。對他們的不信任導致了老百姓對共產黨整體的不信任；2.共產黨用過多的組織來控制人民。各種蘇維埃組織建立起來，有青年團、兒童團、婦女會、教育會、文化委員會、司法機構等等。人們被迫加入各種組織。他們忙於保衛蘇維埃和促進它而沒有時間張羅自己的生活；3.在紅軍的統治下，土地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相反，通過不科學的分配方法和不人道的對待使情況變得更糟。按口分地，但是各個地區村莊地與人口是不一樣的，這導致不同地區的人們得到不同數量的土地。這種不平等使那些寄希望於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的農民不信任他們；4.紅軍大規模的向農民征丁征糧，使鄉村人口劇減，大量土地無人耕種。男人上前線，婦女和孩子在後方支持。許多人在戰場上戰死，或因逃亡被紅軍槍斃。大量的徵糧使農民遭遇饑餓的威脅。人們貧病不堪；5.紅軍狂熱的驅除了古老的道德和社會習俗，但是沒有在人民的心理種植一種具有永久價值的風俗觀念。他們沒收和毀壞了成千上萬的財產，卻沒有為人民提供任何新的謀生方式。他們屠殺了大量所謂的反動派，但是卻因為他們的野蠻和殘忍而被人民判為反動派。他們叫孩子殺害其他人並詛咒他們的父母；他們要求婦女拋棄所有的規範觀念；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婦女和孩子變得不能控制以致威脅到他們的原則。最後作者總結說：「總之，他們的統治是一種欺騙、懷疑、厭惡和野蠻」，「這些都是共產黨統治自我毀滅的種子」。最後在政府軍的壓力下，紅軍的統治不能維持而倒塌。53

 

　　雜誌的觀察一定程度上是歷史真實的反映，其對癥結的分析也在某些方面觸摸到問題的核心，這與當前學術界的一些前沿探索相契合。54在過往的研究中，我們簡單的認為農民是革命的天然力量，過分拔高農民的革命熱情與階級意識，而漠視其中的複雜性。實際上，農民一方面有革命的渴求，但由於受著傳統宗族觀念的束縛以及實際利益的纏繞，有冷淡甚至抗拒革命的一面。再加上在1927─1934年中共革命的艱難年月，中共的政策路線都在摸索中，面對緊張而複雜的內外局勢，中共的政策難免有不少不成熟、過火、盲動、左傾之處，這極大地傷害了民眾的感情，也為革命的進展帶來了困擾。儘管如此，必須說明的是傳教士以及中國信徒所接觸的「人民」是有限的，與他們接近的人可能多為與教會有一定關聯的人，因而，他們觀察到的人民眼中的中共只是捕捉到了中共與民眾關聯中的某些面相，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的印記。

 

結　語

 

　　同在一片土地上，不時還有「親密」的接觸，使傳教士得以相對近距離的觀察中共，這就使傳教士對共產主義的認知不再只是一種彼岸的想像，而有了事實的經驗基礎。在基督教全球應對共產主義的背景之下，傳教士與中共的相遇不失為一個標準的個案，為認知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聯提供了一個獨特的事實經驗背景。在傳教士應對和超越中共的過程中，青年、工人、農民成為重點應對場域。這些本為傳教士的傳統事工領域，但中共對三者的成功更加固了傳教士的努力。在中共的參照下，傳教士更清晰的知曉了自己對三者的社會責任，他們從它的對手那裏學到很多，反思自我，在以往忽略的領域必須重新點起燃燒的火炬，他們現在所強調的部分正是中共所著意宣揚的內容。正如波普爾在1940年代所言：「如果說基督教今天走向了一條它30年前追尋過的不同的道路，那麼，它應該把許多都歸功於馬克思的影響」。55當然，他們不會停留在模仿的基點，他們的目的在超越，在於做得更好，他們也深信基督教的優越，要以基督教的方式取代中共的方式。此外，傳教士也很注重於民眾對中共反應的觀察──民眾對中共追隨與疏離同在，民眾的選擇有著繁雜的原因。傳教士所記錄的民眾體驗，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它捕捉到了中共與民眾關聯中的某些面相。不過，儘管此期中共革命暴力、盲動、左傾之處繁多，對民眾的感情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但要中共為所有的破壞與混亂負全責有點冤枉，將土匪和中共完全分清顯然不易，前者往往乘火打劫，而外在的輿論習慣性的將其與中共聯結。這一點雜誌也有所悟，司徒雷登寫道：「談到那些傾向於擾亂既定秩序的所有活動，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方便的標籤」。56林天蘭在談及共產黨在福建時也說：「福建幾乎不可能指出一個單個的地區沒有被共產黨或土匪佔據過，後者常常借前者的名義」。57因此，中共可能背負了許多本不應該由它背負的東西。另外，本文也適當採摘華人信徒的言論，之所以有這種關注，不是對二者差別的忽視，而是作為一種參照，而且，華人信徒在《教務雜誌》上的文字，也是傳教士認知建構的參考資源。

 

 

 

註釋

1 The Chinese Recorder (下稱CR)，俗稱《教務雜誌》，1867年創刊，基本延續至1941年，英文月刊，大部分時間在上海出版，名稱數變，主編頻繁易手，雜誌欄目、風格、內容、供稿者也隨時代演變而變化。雜誌是傳教士內部交流刊物，也是傳教士在華最重要的主流刊物，作者以傳教士為主，間有中國教會人員的文字，讀者以中國教會以及歐美母國教會及平信徒為主，最高發行量達3000份。國內史學界利用較少。

 

2 關於傳教士對共產主義理論和中共的態度，可參見拙文《傳教士話語中的共產主義──以The Chinese Recorder為中心》，「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三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200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革命與改良的相遇：傳教士話語中的中國共產黨（1927-1936）──以The Chinese Recorder為中心》，《史林》2006年第3期。另外的成果有Fox. Butterfield, A Missionary Vie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Kwang-Ching Liu,ed, American and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該文主要是對1936年中共政策轉變後傳教士對中共態度的考察；Milo Lancaster Thornber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 Study of Views Expressed by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aries 1921-1941,（Thesis (Ph.D.)──Boston University,1974），該論文主要探討了衛理公會傳教士在1921-1941年間與中共的關係及對中共的看法；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6-332）以簡略的文字記敘述了傳教士與國民黨的靠近，而對共產黨的仇視；代表中國基督教兩會立場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史實述評》（羅冠宗主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和《基督教愛國主義教程（試用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也有對傳教士對中共態度詳細的事實論列與評價。

3 來會理：《中國青年會早期史實之回憶》，見趙曉陽整理《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初期史料選》，《近代史資料》總109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

4 P．C．Hsu,Christian youth and the modern world as seen through the message of 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CR (May.1931),p.277

5 〔美〕撒母耳‧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20頁。

6 Edtorial,the present situation,CR (May.1933),p.267-268.

7 Kiang Wen-han,student situation in china,CR (May.1933),p.304.

8 Work and workers,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Japan,CR (Jun.1934),p.405-406.

9 The present situation,Communism versus Christianity,CR (Dec.1930),p.796.

10 P．C．Hsu,Lessons from the Lichwan experiment,CR (Nov.1937),p.677.

11 The present situation,Communism versus Christianity,CR (Dec.1930),p.796.

12 Jesse B.Yaukey,religious education and Communism,CR (Jun.1934),p.350.

13 Edtorial,Communism in china,CR (Sep.1932),p.535.

14 Kiang Wen-han,student situation in china,CR (May.1933),p.305-307.

15 Neander Chang,what of the student? ,CR (July.1928),p.440-441.

16 Edtorial,the Chinese student mind today,CR (Nov.1934),p.671.

17 Edtorial,adventurous living,CR (Jan.1930),p.5.

18 Carleton Lacy,Jesus for Chinese youth,CR (Feb.1939),p.73-74.

19 The present situation,Eddy student meetings in Chengtu ,CR (Jan.1935),p.66.

20 The present situation,Communism versus Christianity,CR (Dec.1930),p.796-797.

21 Toyohiko Kagawa,the city problem,CR (May.1931),p.395.

22 Carleton Lacy,Jesus for Chinese youth,CR (Jan.1939),p.6-7.

23 Andrew T. Roy,social ferment in west china,CR (Jun.1940),p.364.

24 course of events in china,CR (May.1936),p.310.

25 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1800-1949）》（一），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7頁。

26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郭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73-274頁。

27 〔美〕本傑明·I·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0頁。

28 Edtorial,Christian industrial program,CR (Dec.1919),p.794.

29 The present situation, Yale-in-china, Changsha,CR (Apr.1927),p.295；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chriatian work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Canton，CR (Jun.1926),p.444.

30 Eleanor.M.Hinder,Some facts and factors in the labour movement in china,CR (Jan.1928),p.27-34.

31 Edtorial, what are the causes?,CR (Feb.1925),p.73.傳教士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零星分析，與近來一些前沿研究不謀而合，見〔美〕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劉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32 Carleton Lacy,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religious conviction,CR (Nov.1929),p.694.

33 On the field,the Y.M.C.A In Chungking,Szechwan,CR (Jun.1928),p.397.

34 Gideon Chen,Christians confer on peoples livelihood,CR (Apr.1931),p.245-246.

35 Tai Ping heng,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CR (Oct.1921),p.696.

36 Harry F·Ward,the peasant in Russia,CR (Sep.1925),p.579.

37 劉家峰：《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研究（1907-1950）》，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第53頁。本書是目前研究基督教鄉建最完備的著作。

38 James A.Hunter,rural social service as an aid to the evangelistic work of the church,CR (Dec.1940),p.740.作者為American Board Mission 成員，1914年來華，自從1921年起對鄉村工作感興趣。

39 Edtorial,some legacies of 1935 to 1936,CR (Jan.1936),p.2.

40 T.W.Douglas.James,Communism and the agriculutural unions,CR (Aug.1929),p.516-519.

41 Edtorial,the rural church－the need,CR (Dec.1940),p.734.

42 吳利明：《基督教和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202-203頁。

43 關於基督教鄉建，可參見劉家峰《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研究（1907-1950）》，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吳利明《基督教和中國社會變遷》第4章。

44 T.L.Lin,Communism in Fukien,CR (May.1935),p.273. 林天蘭（1887－1969），留美博士，著名翻譯家，基督徒，曾為浙江大學教授、福建永安中學校長（1938－1939）、福建師範大學前身之一福建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校長（1947-1949）。

45 Work and workers,among bandits and Communists,CR (Apr.1932),p.258.

46 The present situation,a Christian venture in rebuilding life,CR (Dec.1934),p.789.

47 The present situation,news from Changsha,CR (Jan.1928),p.57.

48 The present situation,word from Changsha,CR (Apr.1928),p.263.

49 Work and workers,today in Hunan,CR (Nov.1928),p.737.

50 Work and workers,attitude to Communism,CR (Aug.1935),p.507.

51 Work and workers,Communist passes ,the church remains,CR (Apr.1937),p.252.

52 The present situation,a Christian venture in rebuilding life,CR (Dec.1934),p.790.

53 T.L.Lin,Communism in Fukien,CR (May.1935),p.274－275.

54 黃琨：《中共暴動中的宗族組織（1927－1929）》，《史學月刊》2005年第8期，第48頁。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0－131、147－148頁。黃道炫：《逃跑與回流：蘇區群眾對中共施政方針的回應》，《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6期，第124－132頁；《蘇區時期的「赤白對立」》，《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第38－46頁。曾飛：《中央蘇區稅收的歷史地位及其局限性》，《中國稅務》2006年第2期，第45－46頁。

55 〔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鄭一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11頁。

56 J．leighton Stuart,the crisis i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CR(Oco.1928),p.641.

57 T.L.Lin，Communism in Fukien,CR(May.1935),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