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翔：從《天風》看中國激進基督徒的政治表達（1946-1949）

 

　　本文選擇以1946-1949年的《天風》作為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因為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以《天風》最具有爭議，在與現實的結合方面又最具代表性，而其創辦人吳耀宗亦是中國激進基督徒的代表人物。這個刊物在戰亂中誕生，1949年以後又成為中國基督教會的機關刊物，它的命運與中國的時代變化緊密相連。因而可以有效地觀察分析一批中國激進基督徒的政治主張與立場，進而探討時代變革中基督教與政治、基督徒與社會的關聯與互動。

 

　　此外，這裏需要對「激進基督徒」予以界定。這裏的激進是政治概念，是相對於政治上保守或中立的基督徒而言。具體來講，激進基督徒一般具有以下特徵：政治上支持社會革命，傾向共產黨，對於共產黨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具有較高的認可度；神學立場比較激進，強調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敢於批評指責政府，積極歡迎新時代的到來。

 

一

　　《天風》1是一份基督教週刊，1945年2月創辦於成都，主辦機構是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後，改用「天風社」的名義出版。

 

　　《天風》的誕生源於基督教應對時勢的要求，也歸功於以吳耀宗為首的一批激進基督徒的推進。2 其宗旨是提供一個言論管道，以便教會對重要的時事問題做出基督教的解釋。它所引為模範的是美國基督教自由派刊物《基督教世紀》週刊，具有強烈的政治性。

 

　　這可以從《天風》的辦刊宗旨略窺一二。在《天風》的發刊詞中，吳耀宗指出：「本刊是一個基督教刊物，基督教對社會生活的基本主張，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一主張的基礎就是上帝為父，人類是弟兄的信仰。現代民主主義大部分是從這種信仰產生出來的。把這一個富有革命性的信仰，應用在中國現在的問題上，使它能夠變成轉移危局，救贖人生的力量，就是本刊的使命。」

 

　　編者在《耶穌主義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一文的按語中明確宣稱：「本刊的使命是表達基督教對於當今時局的意見，尤其是響應並促進國內外蓬勃成長中的民主運動，所以我們除了宣揚耶穌的真理以外，也儘量刊載有關民主與團結的言論。」 3 吳在1946年8月的《復刊詞》中強調，在維持與改革現狀的鬥爭中，作為主張自由平等與徹底民主的基督教應當是進步革命的，當下的使命「就是要把現在以人為奴隸，以人為工具的社會，變成一個充分尊重人的價值的社會，使人類不必再因利害的衝突，階級的對立，而演變成分裂鬥爭的現象」。4 其參與政治及對於時局的態度已是十分鮮明。在其後《復刊一年》的社論中又重申了這一信念：「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信仰，它是革命的力量和酵母。儘管基督教受到來自這個世界的挑戰，但是它從來沒有退卻；相反，它總是坦然地面對挑戰，而且必將擊敗這個世界所有的邪惡力量。」5

 

　　《天風》「可算是教會定期刊物中的突起異軍，確是新型的，較諸其他各教會報大有不同。更當提及的，其立論的正義感，相當精純，態度積極，大有主耶穌斥責罪惡奸邪，具有大智大勇的氣魄。」6 以至於謝扶雅不無擔心地感慨：「如果天風因了過去底作風而猶被訾為太前進，左傾，過激，……以至弄到不得不竟遭流產底一天，那就太可惜了！」7

 

　　《協進》月刊評論《天風》說：「該刊為一綜合性刊物，言論注意自由前進，其立論雖非代表教會共同的思想，但為教會一部分愛好自由前進之作家，分別撰述各方面文稿，頗受青年歡迎。」8

 

　　為盡可能做到代表《天風》的立場起見，本文所選擇的《天風》週刊的文章，除個別文章外，基本上都是社論或者每期的首篇文章。其實，從文章的觀點來看，《天風》的作者群中還有不少的激進分子，但本文僅以所選文章的作者為例，所舉文章除社論外，涉及14位作者。其中吳耀宗、張雪岩、鄭建業、塗羽卿、陳仁炳、林永俁、陸幹臣、黃培永、耿元學等9人所存資料較為詳實，通過他們在1949年前後的經歷，可以約略窺知他們言論立場的淵源。限於篇幅，茲不贅述。

 

二

 

　　《天風》自1946年10月第四十二期取消社評（論），但我們依然可以從其置於首位的文章大概推演出其傾向性。而從1948年12月149號起又重新恢復社論，成為該刊重要論斷與取向的標桿。《天風》標榜開放民主的辦刊，允許不同的言論存在與自由論爭。我們可以常常看到不同觀點的碰撞，甚至與社論基調不甚相同的文章亦有刊載。但是，一個刊物就是一個生命，整體上還是具有清晰的價值取向與立場定位。《天風》也不例外。我們就從《天風》的整體來考察，以幾個問題為核心，梳理出《天風》在這些問題上所呈現的脈絡。

 

　　第一是對於基督教與政治的關係。《天風》著眼於兩個方面，首先即是嚴厲批判教會與現實的脫節。

 

　　吳耀宗在59期發表基督教講話之十一《基督教與政治》，首先批判了基督教內部堅持基督教與政治無關的論點，批駁了屬靈派與基要派封閉的個人福音觀，認為：「基督教對於政治所應當發生的作用，就是以先知的聲音，對一切影響人類生活的事，批評指導，為真理作見證。」並且「應當主張社會的自由平等，擁護人格的神聖尊嚴」。同時也指出目前「基督教最大的弱點，就是它和現社會太過打成一片，使它不能負起批評社會領導輿論的責任。」而且「被統治者利用作麻醉人民的工具。尤其是近世與新興的資本主義制度，完全打成一片，不止擁護這制度，並且變成它的骨幹，作了它的代言人。」基督教失去了其超然性獨立性，目睹社會的腐敗與黑暗不能有所作為，吳認為這樣的基督教已經喪失了真正的內涵與本質。教會與現實脫節也使得眾多的青年感到失望，甚至離棄基督教，轉向共產主義。9

 

　　現實中基督教會的表現的確令人失望，諸如「主唱和平宣傳和平的基督教教會對中國的戰亂國事諱莫如深，對貧富不均的社會也緘口不言，甚至教會自身亦在這種不均中過生活毫不感到不對，對非法無禮的貪官污吏和豪商巨賈，反有和諧，對強權爭霸的國際關係，也毫不介意。」10

 

　　而《天風》則公開宣揚「基督教是超脫時空限制的偉大信仰，也是革命運動的動力和酵母，現實向它挑戰，它就勇敢地接受，而克盡它底戰勝惡魔的使命。」11 明確主張，「我們應該過問政治，分析政治，批評政府，並站在為民主，為自由，為平等，為幸福的一面，向惡魔和惡魔的代言人進攻。不要忘記，耶穌的精神是戰鬥的。」12

 

　　其次，著重指出了基督教的性質。從《天風》的一批代表性文章裏，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關於基督教性質的線索。概而言之，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真理至上的宗教，人民的宗教。論者常常涉及到新與舊，前進與倒退，進步與反動，新生與腐朽等帶有強烈比照與明顯傾向的詞語，並指明基督教在二元對立中的絕對選擇與優勢定位。

 

　　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毫無疑義地，基督教是主張自由平等的，是主張徹底民主的，因此，它應當是進步的，革命的；只有進步的，革命的基督教，能夠真正表現耶穌基督的精神。」革命在這裏是棄舊迎新，破除黑暗擁抱光明，具有勇往直前敢於戰鬥的精神。雖然「基督教不能也不應擬定新中國或新世界的方案，……但是它卻不能因為這樣就無視於舊時代的罪惡。違反正義人道的社會和國家，壓制人格的制度是阻礙上帝的旨意在歷史中的實現。教會應當毅然地負起先知的使命，發出上帝嚴正審判和慈愛救贖的聲音；揭露時代的罪惡，宣示上帝的慈愛。」教會保持革命性與批判性的根本是保持先知的角色與使命，而非與哪一個時代或哪一種社會制度同流。13

 

　　基督教是真理至上的宗教。「今日的世界，正在一個劇烈的轉變中。舊的東西，將要毀滅，新的東西，已經萌芽。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候，我們敢不敢抱著『真理至上』的精神，摒棄舊的東西，迎接新的東西？如果某一種已經證實了的真理，國人認為是危險的，我們敢不敢公開地接受他，為他宣傳？如果某一種真理，是從一個我們所看不起的人，或者是從我們的敵人的口中說出來，我們會不會為著『面子』的緣故，而仍然把它拒絕？在一個變動的時代，接受某種真理，可能的就是等於站在新舊兩種對壘的力量中的某一方面，就等於有所偏袒，就等於參加了一個鬥爭。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是中立的態度，就是『與世浮沉』，而不是『真理至上』。」14 以上所列的選擇破除了中立的可能性，具有鮮明的立場，我們可以推斷這種選擇的深意是一種選定，即哪種力量是新的，代表進步的，那就是基督教所應支持擁護的，換句話說，那也就是真理所在。

 

　　基督教是人民的宗教。人民群眾的概念已經開始頻頻顯露，這得益於民主觀念的盛行一時。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與民主潮流的湧現進一步凸顯了人民的力量。「戰後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人民的世紀』，中國也已經掛上了世界的民主列車。……基督教是一個人民的宗教，所以基層建設為基督教一個永恆的使命，直到人類在經濟上，政治上及社會上達到真正平等的一日。」15 1949年首期《天風》發表專論，強調教會屬於人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我們的古語包含一個不朽的真理，人民的聲音正是上帝要垂聽的聲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上帝的旨意。」並進一步宣稱：「我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內人民的勝利一定可以得到基督的祝福，反人民的力量要受他的咒詛。因為基督的道理是施行公理的，公理是屬於人民的，所以基督必然屬於人民。公理必然得勝，所以人民也不會失敗。」16

 

　　按照普世宗教與革命宗教的標榜，基督教提倡階級平等與民族平等。邱道成更是將其擴展為全人類的宗教，發展出一種新的基督教史觀。豪邁地宣稱：「甚麼是基督教的歷史路線呢？它是解放全人類，不分階級，性別，膚色，信仰，地域！它是促進全世界和平，使人類免受戰爭的恐怖與威脅！它是實現『天下一家』使全世界十六萬萬人民組織一個以愛為中心的大家庭！甚麼又是耶穌的中心信仰與主張呢？它是實現全人類的博愛，自由，平等。它是促進科學的進步，提高全人類的經濟生活。它是順應歷史的潮流，站在人類進步思想的最前線，促使民權時代的早日實現。」17 這種闡述已經使基督教完全超越了現實之爭，是具有濃厚理想色彩的「新史觀」，或許可以稱之為基督教共產主義。

 

　　有人批評《天風》是偏於共產黨，「帶有某種色彩的」。吳耀宗解答說：「討論政治問題，就不能不有所主張，有所批評，討論政治問題，就不能不對現狀表示不滿。」事實上的確是有所偏向的，吳的文章更為明顯。故此，他進一步表示：「我們不怕『偏』，我們應當『偏』。真理是『偏』的，真和假之間，沒有中立的地位，是和非之間，也沒有中立的地位。」18

 

　　也正因為此，《天風》從「第三期以後，幾乎每一期都有一二篇文章被刪，或被扣呈重慶圖審會，將一期中預定的稿中弄得支離破碎，使編輯的人不能按照原定的計畫做。」19 自1947年10月25日的第九十三期起，原有的「時事述評」欄目取消，只保留了篇幅不大的「每週時事摘要」，大概也是因了這個緣故。原有的述評觀點鮮明，傾向性十分明顯，頗有些快意恩仇的味道，可能也惹了一些人的不快。由述評改為摘要後，只呈現事實，述而不評，多少也是一種對於現實的妥協。

 

　　第二是基督教與民主。民主運動的興起是基督徒對時局的一種回應。民主問題也是《天風》所關注的重點，論述較多，具體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基督教與民主的關係。基督教與民主是不能分開的。1949年擔任《天風》主編的林永俁認為，「反民主就是反基督教，因為基督教所支持的就是民主，所要打擊的就是反民主。基督教基本的主張是確定人的價值，民主思想所爭取的是保障人的自由。從基督教的立場來說，惟有人的價值的確定，人類才能得到自由。這理論與民主思想根本沒有衝突。」 20

 

　　民主化與基督教，在原則和觀點具有不少的共同點。時任聖約翰大學校長兼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董事塗羽卿，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委員會戰後第一屆常會演講中強調，「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民主化的生活方式；基督教的品性也就是民主化的品性；基督教的最高原則也就是民主精神的最高表現。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基督教是能使民主生活方式基督化的。」21

 

　　1949年1月29日，《天風》發表社論《談基督教與民主》，對於「基督教」與「民主」作了詳細的界定，澄清了一些錯誤的認識，繼而指出：「民主政治之背後，是民主的精神。就在這裏，它與基督教的教義，發生關係。因為基督教尊重人的價值、人類平等、彼此相愛、與人類機會均等這些道理，和民主精神吻合。不過，民主政治除了這些，還有經濟的問題，政治制度的問題及社會福利等實際的設施，都是屬於政治的範疇。」並指斥目前所見的民主只是政治野心家的資本，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22

 

　　其次，基督教是推動民主的力量。吳耀宗認為，中國國內的問題，「從一方面看，是國共兩黨之爭；從另一方面看，是民主與反民主之爭。」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成為中國的政治問題的癥結，正如蘇聯在世界政治問題的地位一樣。他預言這一問題不但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活，也將影響國家民族今後二三十年的生活。「這個問題是微妙複雜的！然而人民的要求卻是簡單的：誰能領導他們爭取真正的民主，誰就能得到他們忠誠的擁護。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與基督教有密切的關係。」23

 

　　因為基督教是推動民主進程的重要力量。「基督教是一最現實的宗教，力主社會正義，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有它基本的主張，它決不允許腐敗的社會制度吞食了良好的社會；它決不容讓強有力者欺凌柔和無告的人。」24

 

　　二戰後民族解放與人民民主運動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開來。民主在中國也成為知識份子競相追逐的對象。中國的民族解放與人民民主運動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形成不可阻擋之勢。「中國今後所趨，決不再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也不再是帝國勢力的壓迫，而是真正民有民享和民治的新中國。基督教要配合這民主新中國的建立。」25

 

　　基督教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培植中國民主的幼苗，使其迅速地成長，這也是基督教的本意。「因此假若惡勢力對他摧殘，折損，阻撓，基督教必將積極地反對和棄絕，予以迎頭的打擊。基督徒也和中國的人民大眾一起，堅決反對反民主的惡勢力，痛恨它，棄絕它！」26 　

 

　　因此，作為信仰基督的人，不僅要接受愛的福音，而且要做好與黑暗做鬥爭的準備，堅持得勝的信念。「世界是前進的，中國已經掛上了今日世界的民主列車。我們的信念是堅強的，我們一定勇往直前！」27

 

　　最後，民主的路線與目標。學者王季深認為，促進世界秩序的基礎即是民主，而基督教則是民主政治的根源。28 現在，「民主的潮流在今日的世界裏已經澎湃到極點，民主的中國也是時代和歷史所註定了的命運。」29

 

　　針對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這一時期所討論的基層建設，王季深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具有革命性的基層運動綱領。「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這個時期討論基層建設，其最大前提，就是如何致力於構成中國國家社會基層的廣大人民的解放運動。這是一個需要行動，甚至流血的革命運動。」這個解放運動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給人民爭取一個可以生活的環境，呼籲停戰。其次就是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實現經濟民主，再者就是在政治民主與社會民主環境下，宣導人民的自由與義務。30 這一綱領，就是通過土地革命和社會革命來達到人民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的平等，描繪了一幅民主社會新秩序的美好前景。可是單單依靠基督教運動是無法實現的，當時沒有這樣的機會，以後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機會。

 

　　1949年4月9日，《天風》發表社論《論中國民主的路線》，指出：「今日中國的民主路線，我們想它是趨向於正確的路線上邁進。它一方面是要糾正過去許許多多傳統的錯誤，這錯誤，就是使民主整體改頭換面，成為名不副其實的民主，或是偷竊民主的美名，而實行一套虛偽和粉飾的民主。嚴格說來，這些就都不是民主！在新民主國家裏必須要糾正的。它在另一方面是要創造今後真真實實民主的制度，這制度，就是讓個人自由能夠在集體自由的生活裏發展，以大眾的意志為意志，以大眾的幸福為幸福。」31 這樣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也是中國共產黨所致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所在。

 

　　第三是基督教與時局。時局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將基督教深深捲入其中。綜合《天風》中關於時局的言論，大致可以描述為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對於時局的認識。1946年6月內戰爆發後，8月的《天風》刊載了《中國基督徒對時局的宣言》。宣言呼籲國內和平，要求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並徹底改革目前政治。而現實是如此地糟糕，1947年1月的《天風》有如此地描述：「前年勝利以後，全國人民對於國家社會前途，都作光明的估計，抱著極大的希望。那裏想得到一年以來，國內各方面情形，仍然在播種著國家另一危機的種子。今日中國的情形，是貪污，無能，搶奪，欺詐，經濟衰落，工商凋敝，秩序混亂，生活不安，精神萎靡，道德破產，最可痛心的，到處還正在殘酷無情地進行著自殺的內戰。」32

 

　　隨著1949年形勢的急劇轉變，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向其所屬的二十一個大會發出通告，決定無論政局如何演變，總會依然在上海辦公，決不遷動。《天風》對此發表社論：「對於目前政局的看法，已為大家公認為有不能不變的情勢；這一變革，大家都望好處著想，因為我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只要我們秉著這精神，可以克服困難，可以扭轉逆流。」33 對於前途表示出較為樂觀的態度，並且呼籲基督徒起來參加這個大時代的轉變，推進人類解放的運動，積極參與到與罪惡鬥爭的行列之中。

 

　　2月12日，《天風》發表《初春的蘄望》的社論，字裏行間流露出極大的振奮和欣喜。「時令在前面推移，我們應當覺悟這已非嚴冬的季節，因為這時令已很清楚地對我們個人、社會、國家、以及全世界的將來有所啟示了。」34 雖然文章沒有明確表露甚麼資訊，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出編者對於將要到來的新時代的信任與渴望。而在接下來的社論文章裏則明確了這樣一種信念：「我們希望每一個基督徒在這民族解放的革命階段，要把我們所信仰的表現出來，學習耶穌所行的事，對新時代有所貢獻。」35

 

　　其次，對於時局的態度。2月19日，《天風》發表社論《做新時代的人》，表示基督徒要與時代一同進步，一齊改變，表達了對於新時代的暢想與期待。並明確指出，將要到來的時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道路；基督徒要心存服務的觀念，使大眾過上優裕平等的新生活，並要負起責任，消滅舊勢力的餘毒，努力地促成新時代的成長。36

 

　　對於教會中繼續批評國共內戰，消極保持中立的態度，《天風》發表署名蕭賢的文章《識時務者為俊傑──論教會人士應認清時勢》，批駁了萬福林牧師的文章《新天新地的啟示》（刊登於《天風》總158號）。作者將萬氏作為當前教會的典型人物，將其言論作為教中正統派思想的代表，進行了嚴厲批判。作者明確判定國共之間的戰爭「是『官逼民反』的（革命）戰爭！是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的戰爭！是既得利益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戰爭！是勾結外帝封建統治者與反帝爭民主的戰爭！是光明與黑暗的戰爭！是正義與罪惡的戰爭！」並進而批判現實中的教會，雖然已經認識到中國的政局已經到了新陳代謝的時候，但是「有識者」太少，「有識有膽」者則更少，因此少有積極的作為。37

 

　　隨著戰爭形勢的日益明朗，《天風》編者在4月的時事述評中明確表示：「我們覺得中國今日的前途，無疑地是要全面解放，一方面肅清數千年來封建制度的束縛，一方面剷除百餘年來帝國主義者所加的桎梏。」38

 

　　上海解放前夕，《天風》的態度已經徹底明朗化，社論《完成歷史的任務》充滿信心地宣稱：「人類歷史是人類生活繼往開來的寫真，它是前進不止，跟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的關係。我們絕不能做反時代、反歷史的叛徒，硬要使歷史倒轉！因此，我們只有認清它，參加與負起責任，來完成歷史的任務。」39 這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對於即將解放的上海與不久就要解放的中國，充滿了熱切的期待。

 

　　最後，對於時局的應對。面臨這樣的時代挑戰，中國教會與信徒應當怎樣應對呢？第一條，要敢於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上海青年會宗教部幹事鄭建業認為，教會受到了「新興理性主義，實際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威脅，但是基督教會應該認清形勢，不應依靠反動力量來打倒新生的力量，而應該組織起新生的力量，去打倒反動力量，無論教外教內，才能真正保全了永恆的生命。因此，「新危機不是『因為世界上產生了更新的文化，更進步的文化』，而是『教會能夠接受更新的文化，善用更新的文化來武裝自己呢？還是被更新的所淘汰？」40 文章提醒教會真正的危機在於自身，勸誡教會不要因循守舊，要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更新。

 

　　第二條，要求基督教獨立於資本主義之外。《中國教會之命運》一文批評「一部分論客有意或無意的為維持現實不惜歪曲了教義，領導人走絕路。譬如說，有人利用基督教義，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硬把兩樣東西拉在一起，非要教基督教成為資本主義的命運的一隻贖罪羊不可！」41 因而要求中國教會徹底地檢查自己的立場、政策和基礎，將基督教與即將發生改革之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區分開來，以免為其所累。

 

　　第三條，重視勞工大眾。《天風》刊登社論《免於匱乏之自由──寫在五一勞動節》，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表示，對於大多數同胞的饑餓和匱乏的問題不能保持沉默。 認為「『反饑餓』不是一個叛逆的口號，而是世界一切政治經濟問題解決的樞紐。」42 這是《天風》首次在1948年來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被稱為其改組後的新氣象。

 

　　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工業委員會幹事龔亨利十分重視勞動節，他以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工業委員會的名義致函各基督教會，呼籲全國教會將五月二日定為「勞動主日」，以示對於勞工階層的高度重視。43 同期刊登的《勞動節與解放運動》一文堅持基督教與社會運動不能脫節。「基督教的前途應當打在勞動群眾的基石上。今天，勞動階層已經覺悟了過來，也已經站了起來，他們開始用自己的力量去扭斷自己的鐐銬，打出一個自己的活路。這一種偉大的解放運動，無論如何，值得我們同情和援助。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青年都應當深深地認識這一個運動的時代意義，同時推動這一種運動也應當看作是我們不能逃避的責任。」44

 

　　1949年2月26日，《天風》發表社論《虛心檢討教會事工》，要求中國教會要時刻牢記怎樣在中國文化裏發展的問題。「過去，我們應該承認對這問題有點忽略，以至基督教和中國社會，還是格格不相入。我們所取得的，也許是極少數的知識份子；但是，還有許許多多的大眾呢？」45 時代轉變中農民與勞工的地位迅速地上升，將要成為新時代與新社會的主體，人民大眾這一群體及其力量得到重視。教會雖然原來也有農村與工人方面的事工，但顯然做的還很不夠，這也是社論中認為基督教與中國社會仍然格格不入的緣由。

 

　　3月5日繼續刊發社論《向勞工們學習》，指出：「封建制度的社會，勞力不能受重視！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力更是被榨取。其實，他們都忘了『勞工神聖』的意義。我們要向勞工們學習，伸出我們的手來，向他們致敬。」46

 

　　第四條，主動學習，投身時代。1948年10月16日，《天風》刊發《基督教會世界協會第一次大會宣言》，宣稱「我們要奉基督的名一同重新學習，對於有權勢的與平民，勇敢發言，要反抗恐怖、殘酷、與種族間的歧視，要與被棄者、被擄者、逃難者站在一道線上。我們要使各地教會作沒有喉舌的人的喉舌，並要使各地教會成為人人可歸的家庭。」47

 

　　1949年3月5日，《天風》發表社論《進與退之間》討論時局問題，進一步明確在這急劇轉變的時代裏，基督教會也要被鞭策著改變。「所以今日我們生在這變動的時地裏，與其說『危機』，不如說『機會』，因為我們確認這變動的時代，是合乎歷史的、自然的法則，它給我們很多有意義的機會。」48 因此鼓勵基督徒抓住機會，參加到大時代的行列當中去。 　

 

　　4月2日再次刊發社論《教會須加強學習》。學習的內容是英勇地參加到當前的時代中來，在新時代裏努力開展服務人群的工作，來協助建立新中國。5月14日的社論《急莫能待的教會新事工》繼續強調：「基督教教會在中國的文化裏，是非常年輕的，它有無限的希望和責任，促進新的中國的建立。明白這責任感，我們要勤於學習，向人民學習，向大眾學習。」49

 

　　此外，對於教會中的知識份子以及西教士問題也有涉及。《天風》在3月19日曾發表社論《知識份子應有的覺悟》，要求知識份子有所覺悟，就是「要將傳統的舊思想束縛打破，投身於大時代的洪流裏，認識清楚這是『勞力以生，勞力以存』的勞動時代。」50 傳教士問題一直是比較敏感的話題，吳耀宗即是因發表《基督教的時代悲劇》觸怒了傳教士而被迫離開的。然而1949年的《天風》不僅刊發了《中國教會所需要的西教士》一文，並於3月19日發表社論《時論的鞭策──勸我們的西同工》，在肯定了許多傳教士工作的同時，將輿論於傳教士的指責歸結為三點：種族歧視，脫離生活與不識時務。並指出，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西教士的生活、思想、政策及地位沒有隨著前進中國的革新而有所變動，已經落後於中國今日的時代了。51

 

三

 

　　有評論認為，「縱觀當前基督教諸刊物，深感『天風』較諸其他基督教刊物，更能克盡對時代的使命。這一陣從天而降的風吹醒了多少給醜惡現實所迷惘的基督徒們。站在基督教的立場，它勇於面對黑暗，勇於自我檢討，警人醒世，恍若耶穌精神在二千年後的重生，在遍地烽火血染的山河上，它繼承了客沙馬尼園所遺留下的艱苦偉大的擔負。」52

 

　　總體而言，1946年的《天風》整體內容以時事政治為主，同時關注國內與國際局勢，但論調平緩，很少有振聾發聵之聲，相比1945年與1947年都有所遜色。1948年的《天風》在天風社成立後基本維持1947年的風格，但自6月吳耀宗辭職後，《天風》比較沉悶，缺失了原有的批判性與戰鬥性。1949年的《天風》開始有所改觀，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至上海解放後，《天風》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人民的刊物了。

 

　　以吳耀宗為首的一批基督徒以《天風》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時代變革中，針砭時弊，從基督徒的立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從基督教與政治，基督教與民主，基督教與時局等方面進行了闡述。雖然有些主張並不是很明確，具有一定的含糊性，但總體而言，是不斷趨於明朗堅定而有力的。他們在批評時政的同時，也積極反省教會自身的問題，堅持教會必須在政治中支持和促進社會正義與社會平等，並提出了許多改進的意見。他們迫切地追求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時代，並且逐漸相信共產黨就是他們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們開始支持共產黨作為進步力量所進行的戰爭，並且熱切地盼望新時代的到來，希望能參與其中。

 

　　1946年至1949年三年間，中國國內的時局表現為國共之間的戰爭。經歷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民生凋敝，生活困難。然而一年之後戰爭復始，中國教會的境地也日益困難。對於國共戰爭，教會內部因為立場不同，產生了分歧，大致分為三類。其一，不少信徒支持國民黨政權，因為國民黨是執政黨，得到了美國的援助支持，並且蔣介石的個人信仰生活也為很多基督徒所認同。此外，蔣介石政府支持基督教的發展。例如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召開重要會議時，蔣介石常常致函祝賀，深得人心。其二，有些信徒政治上傾向共產黨，神學立場比較激進，對政府採取批評指責的態度，認可共產黨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積極歡迎新時代的到來。《天風》經常登載他們的文章，是他們重要的言論陣地。其三，在這兩種信徒之間，還有一群中立的人士。他們沒有任何黨派色彩，採取超黨派的態度，不涉及黨派之爭。他們的神學立場也各不相同，包括保守派、自由派等等。在對待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上，又分為兩派。神學保守派主張政教分離，不談政治，不論政局，注重培靈、佈道、奮興等教會福音工作。而較為開放的一派，則關注時局，從信仰角度發表意見，擔負社會良知和時代先知的責任。53

 

　　在這樣的情形中，激進基督徒的雖然人數不多，但是因其鮮明的政治主張與背離神學傳統的聲音，使得他們成為一種頗為引人注目的力量，在時代變革中逐漸得以壯大，走在中國教會的前列。

 

　　《天風》自創辦以來，雖然主編不斷易人，宗旨也發生一些變化，但是基本的主張沒有更改。《天風》是開放的、自由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在基督教期刊中獨樹一幟。雖然發行量一直不大，但影響所及，反響熱烈。《天風》能夠如此，大部分應歸功於吳耀宗。吳耀宗辭去主編職務後，《天風》的風格發生了一些變化，大約有半年的時間表現是比較沉悶的，對於時代敏感問題少有提及。但從1946年到1949年整體來看，《天風》仍然是一個勇士的形象，不斷發出先知的聲音，在中國教會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樣一個週刊，集聚了一批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他們中間有一些激進分子，借助《天風》這個自由開放的媒體，批評時政，高舉平等民主的旗幟，要求基督教參與社會革命，呼喚新時代新社會的到來。

 

　　這樣一批激進的基督徒的出現，除個人因素外，變革的時代是其必不可少的成長環境。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各種思潮迭興，而最終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得以施展拳腳的，不過是國民黨秉承的三民主義與共產黨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三十年代日本侵略的加劇，以及國民黨政權外交的怯懦與軍事上的失利使很多知識份子感到懷疑失望，並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而戰後國民黨不顧民意擅開戰端，政治獨裁，經濟陷入危機，既不能滿足民眾尋求和平安穩的需要，又壓制自由民主的要求，導致民主黨派與一大批知識份子開始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傾向共產黨。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人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目標取向沒有什麼差別。這樣一批激進基督徒的出現，在中國教會內部開始不過是星星之火，然而借助時局的演變漸有燎原之勢，最終引發了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以至後來的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成立。

 

　　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教會內外所關注的熱點問題。這方面的論述也是長篇累牘，不勝枚舉。但是這裏所討論的卻是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當中國的基督徒面對國內兩種力量爭戰的時候，他們面對的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最後歸結為：是視而不見，是作壁上觀，還是參與其中？這三種行為向理論延伸即是：福音是否是革命的？激進基督徒的言語和行為是激進的，然而他們思想的出發點依然是信仰，雖然這種信仰已經偏離了基督教的正統信仰根基。因此，他們一切的主張都是建立在「基督教是革命的宗教」這一理論之上。而革命在這裏的含義是追求自由、平等與進步。拋棄和平的幻想後，按照二分法的邏輯，這個社會被分為兩種截然對立的力量，被表述為進步與腐朽，黑暗與光明，革命與反動。在當時混亂的中國，他們撥雲見日，認定國民黨與共產黨所進行的鬥爭就代表了這兩種力量的較量。因此，他們加入了摧毀舊時代創造新時代的鬥爭之中，被視為「左派」或者「激進派」。我們暫且撇開1949年以後不談，單單就1946至1949年間中國的形勢來看，他們的選擇無疑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趨勢，代表了中國教會中的革新力量。這也是他們基於愛國愛教謀求教會生存與發展的主動選擇。

 

　　然而他們觀念並非一直地確定不移。套用他們對於基督教的定位，他們也是一群追尋自由、平等與進步的基督徒。隨著時局與形勢的變化，他們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改變，與國民黨漸行漸遠，距離共產黨越來越近。而對於共產黨及共產主義將要給中國基督教會帶來的巨大變化，他們顯然估計不足，也沒有甚麼具體的應對理念與措施。他們將福音理解為建立人間天國，於此認定共產黨所要實現的目標與基督教的目標相一致，從而將基督教的福音政治化。他們的思想從神學上來考察，顯然受到政治神學54的影響，具有革命神學的許多特徵。 　

 

　　需要說明的是吳耀宗等人並沒有形成一個集體或組織，只是通過《天風》將他們放在一起進行研究。總體而言，他們的思想比較零散，更多的是針對時政而發，並沒有在應對時勢中形成系統的神學思想。「教會沒有神學的基礎，就等於失去了自己立身的標準和方向，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不迷失自己是不可能的。」55 因此，當他們在1949年後作為教會領袖領導教會前進的時候，所產生的後果以及對於中國教會的影響，至為嚴重與深遠，是有待進一步拓展研究的新課題。

 

註釋

1 1945年吳耀宗在成都創刊，1946年遷至上海。1946年2月至8月停刊。1953年，中國基督教成立三自愛國會，該刊成為全國三自愛國會的機關刊。沈德溶為主編。1964年改為半月刊、月刊、雙月刊。1965年停刊。1980年10月復刊，1985年雙月刊改為月刊。

 

2 吳耀宗：〈「天風」往哪里吹？〉，《天風》，總103期，1948年1月3日。

3 「編者的話」，《天風》，第7期，1945年5月

4 吳耀宗：〈基督教的使命〉，《天風》，第33期，1946年8月10日。

5 本刊同人：〈復刊一年〉，《天風》，第83期，1947年8月16日。

6 鄭新民：〈讀天風〉，《天風》，第46期，1946年11月9日。

7 謝扶雅：〈「天風」底作風〉，《天風》，第43期，1946年10月19日。

8 《協進》，第5卷8期，1946年11月16日。

9 吳耀宗：〈基督教與政治〉，《天風》，第59期，1947年2月15日。

10 張雪岩：〈基督徒青年應保持並發揮天真〉，《天風》，第91期，1947年10月11日。

11 本刊同人：〈復刊一年〉，《天風》，第83期，1947年8月16日。

12 王維明：〈基督徒與現實〉，《天風》，第89期，1947年9月27日

13 黃培永：〈明日的中國教會〉，《天風》，總126號，1948年6月19日。

14 吳耀宗：〈真理至上〉，《天風》，第20期，1945年10月22日。

15 王季深：〈信仰與行動的合一〉，《天風》，第92期，1947年10月18日

16 陳仁炳：〈教會屬於人民〉，《天風》，總153號，1949年1月1日。

17 邱道成：〈基督教新史觀（下）〉，《天風》，第82期，1947年8月9日。

18 吳耀宗：〈「天風」往哪里吹〉，《天風》，總103期，1948年1月3日。

19 編者：〈難言的隱痛〉，《天風》，第17期，1945年9月18日。

20 林永俁：〈基督教與民主〉，《天風》，第34期，1946年8月17日。

21 塗羽卿：〈現階段的中國與基督教青年會的使命〉，《天風》，第68期，1947年4月19日。

22 社論：〈談基督教與民主〉，《天風》，總157號，1949年1月29日。

23 吳耀宗：〈基督教與政治〉，《天風》，第59期，1947年2月15日。

24 林永俁：〈基督教與民主〉，《天風》，第34期，1946年8月17日。

25 同上。

26 同上。

27 王季深：〈耶穌基督是救主──祝第二屆世界基督徒青年大會〉，《天風》，第80期，1949年7月19日。

28 同上。

29 耿元學：〈基督教對於今日中國的意義與使命〉，《天風》，第54期，1947年1月5日。

30 王季深：〈基層建設與基督教運動〉，《天風》，第91期，1947年10月11日。

31 社論：〈論中國民主的路線〉，《天風》，總166號，1949年4月9日。

32 陸幹臣：〈我們起來建造吧〉，《天風》，第55期，1947年1月11日。

33 社論：〈論中華基督教會的重要決策〉，《天風》，總156號，1949年1月222日。

34 社論：〈初春的蘄望〉，《天風》，總158號，1949年2月12日。

35 社論：〈歡迎龔斯德博士訪問遠東〉，《天風》，總158號，1949年2月12日。

36 社論：〈做新時代的人〉，《天風》，總159號，1949年2月19日。

37 蕭賢：〈識時務者為俊傑──論教會人士應認清時勢〉，《天風》，總161號，1949年3月5日。

38 編者：〈一周時事述評〉，《天風》，總167號，1949年4月16日。

39 社論：〈完成歷史的任務〉，《天風》，總172號，1949年5月21日。

40 鄭建業：〈基督教的新危機〉，《天風》，第90期，1949年10月4日。

41 陳仁炳：〈中國教會之命運〉，《天風》，總111號，1948年3月6日。

42 社論：〈免于匱乏之自由──寫在五一勞動節〉，《天風》，總119號，1948年5月1日。

43 龔亨利：〈寫在勞動節〉，《天風》，總119號，1948年5月1日。

44 艾黎：〈勞動節與解放運動〉，《天風》，總119號，1948年5月1日。

45 社論：〈虛心檢討教會事工〉，《天風》，總160號，1949年2月26日。

46 社論：〈向勞工們學習〉，《天風》，總161號，1949年3月5日。

47 〈基督教會世界協會第一次大會宣言〉，《天風》，總142號，1948年10月16日。

48 社論：〈進與退之間〉，《天風》，總161號，1949年3月5日。

49 社論：〈急莫能耐的教會新事工〉，《天風》，總171號，1949年5月14日。

50 社論：〈知識份子應有的覺悟〉，《天風》，總163號，1949年3月19日。

51 社論：〈時論的鞭策──勸我們的西同工〉，《天風》，總163號，1949年3月19日。

52 向曙：〈中國基督徒對於當前現實應有的態度與主張〉，《天風》，第92期，1947年10月18日。

53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第450頁。

54 政治神學：一種強調基督教信仰的政治意義的神學觀點。這一概念最初出現於19世紀上半葉德國神學界有關信仰問題的爭論中，當初大多是作為貶義詞被使用。作為一種專門的神學思潮，它與德國天主教神學家麥茲（Johann Baptisp Metz）和新教神學家莫爾特曼的神學思想相關。後影響亞、非、拉美基督教界，產生諸如「解放神學」，「鬥爭神學」等思潮。其觀點一般包括：拒斥傳統教義神學強調本宗派正統教義的傾向；反對存在主義神學將信仰定義為個體抉擇的觀點；強調「實踐」，通常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實踐」，將其定義為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現實社會秩序的改造。認為健康的神學應立足於實踐並以指導實踐為目標；強調福音的「公共性」，即主張福音的本質在於建立以正義為特徵的新型人類社團，此系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挑戰；對現存社會體制及體制化教會持批判態度，拋棄「神學中立」的傳統立場而投身於改造社會，面向未來的「解放事業」；視政治為將信念轉化為力量的仲介。這些觀點常遭到保守的福音派人士批判。參見復旦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編《基督教神學辭典》電子版：http://www.bigyi.net/christdic/christmain.asp

55 張旭：《卡爾·巴特神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