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 中国宗教田野调查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反思

宗教社会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在欧美，宗教社会学也才刚刚进入成熟期，这以"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出现为标志（杨凤岗 2002）。在中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零散地介绍麦克斯·韦伯，到1990年代译介皮特·伯格（高师宁 1991 和1996译为彼得·贝格尔）、德克海姆（又译为涂尔干、迪尔凯姆等）等，近几年才出现几本编著，对于西方宗教社会学的一些现代理论予以比较系统的消化和整理（陈麟书、袁亚愚 1992，戴康生、彭耀 2000；孙尚扬 2001），另外也有一些评介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这些书文，大多尚停留在对于古典和近现代的主要理论的评介，而对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浮现以来的理论讨论，尚欠系统介绍。更重要的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不掌握和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宗教社会学就不足已成为宗教社会学，最多算是宗教社会学思想，甚至折变为有关宗教社会现象的哲学思考。

宗教社会学有两大特征，一是实证性，一是客观性。所谓实证性，就是要用实证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质化的研究），收集实证的数据和材料，并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其它方面的互动关系。科学的理论解释以命题假说的形式存在，假说或命题可以被实证材料证实或证伪，从而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是宗教社会学区别于神学的宗教学和人文的宗教学的根本所在。关于客观性，会在后面讨论。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境况进行实证调查，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产生过很有影响的著作（比如，罗竹风 1987），更有很多调查报告发表在给类报刊和文集中。对于已经积累的经验，非常需要反思，以利改进。所以，这次"当代宗教与实证性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非常重要。本文仅根据自己从事宗教田野调查的经验，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从事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的大型课题研究的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些反思。为的是跟与会同仁以及其他有志于当代中国宗教实证研究的学者交流 ，从而推动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宗教社会学研究，有一个理想的程式。一个实证研究课题计划（project），从酝酿到完成，可以区分为几个不同阶段：选题(select a topic)、评阅文献(literature review)、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收集数据(data collection)、分析数据(data analysis)、发表报告(report the findings)。当然，实际研究过程总是同理想程式有所不同。但是，理想程式的存在是因为它被经验证明为有效的。所以，我们应当尽力接近程式规范。

 

一、选题

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选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为了发现"是如何"，而不是为了论证"应如何"。"应如何"的问题是宗教家、神学家、哲学家、以及政府管理部门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学家作为科学家，只能回答"是如何"的问题。当然，根据"是如何"而提出 "应如何"的建议，从而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也是社会学应有的效用。不过，这是实证研究的效用，而不是实证研究本身。其次，宗教社会学的选题要考虑的是可观察性，就是说，所选课题必须是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而实证研究是受时空的局限的。我们只能对于某个时空限度之内的一些现象进行观察。同时，社会学理论又常常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好的选题应该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何大处着眼，这就涉及第三点：课题的选定，既可以是受理论驱动的，也可以是受现实驱动的，更多情况下是两种驱动合力促成的。就是说，通过一些在特定时空内的实证调查，为的是解决理论或现实所提出的一个或几个问题。无论是理论驱动还是现实驱动，没有理论的实证调查，单纯的资料堆积，其科学价值就很有限。所以，理论的考量是重要的。在选题时要问的问题包括，这个实证研究与什么理论命题相关？能够有助于回答什么理论问题？

    由杨慧林教授所主持、我们合作进行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的课题，在选题时，从我这方面来说，考虑的是可以借此检验麦克斯·韦伯的经典命题。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认为，新教伦理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动力之一，新教伦理有助于（conducive）现代理性资本主义。韦伯又论证说，传统的儒家伦理不能成为这样的动力。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改革的明确目标。而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韦伯的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含义上的，而是社会学含义上的，区别于封建时期的非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如明朝时期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在我对于北美华人基督教的实证研究中，以及其他学者对于大陆以外华人基督教研究中，发现华人基督徒保留有很多的儒家伦理观念。假如这个特征也可以推及国内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一个理论问题是，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儒味的中国基督教伦理是否有助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所以，我们选择研究中国基督徒的伦理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功能。当然，这也结合了当时国内学界对于宗教伦理的兴趣。这个切入点，也使得这个课题的申报得到有关当局的批准。这几个方面都是重要的考虑。

 

二、评阅文献

    在确定选题后，按照常规，就需要全面收集有关这个课题的已有著作，目的是清楚掌握研究的现状，包括理论的观点、实际的发现、方法的运用等等，从而确定我们的研究设计。当然，文献的收集可能早于课题的选定，由对于文献的了解而决定选题。不过，在确定选题后，还是应该全面而系统地阅读文献。

我们的课题选定后，系统查阅之后发现，英文的有关出版物极为有限，只有间接相关的一两本书和一两篇文章，是关于当代中国基督教状况的研究。所以，我的希望放在国内这些年来的出版物上。然而，遗憾的是，这却是个巨大的障碍。由于时间的限制和其它方面的限制，在数据收集阶段开始之前我自己无法遍查国内有关期刊文集和著作。课题组的人尽管经过努力，也无法在短期内汇集足够多的相关文献。所以，这个阶段未能符合理想程式，便不得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不过，在过去三年中，我几次回国，逐渐收集了不少文章和书籍，今年夏天终于有时间对于有关文献有了个比较全面彻底的阅读了解。如果当初我们对于到那时为止已经发表的有关书文有较好掌握的话，肯定会对于我们的研究设计有较大影响。

 

三、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就是要把课题的概念和命题具体到可以操作(operationalization)、选定研究方法、决定样本的采集、设计访谈问题或问卷。为此，遵循一般的程式，我们在2000年3月底4月初招聚了几个在京的学者，为我们的课题提供咨询。不过，回想起来，这些学者可能事先并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是希望听听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而对于我们这个研究设计提出具体建议和应当注意的事项。这样的学术咨询会，在美国的宗教社会学大型课题中，都是要照例举行的。这也是学术界彼此把关的一个必要步骤。

    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我们是在选定课题时就初步确定了的，就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这个课题目前还不可能进行问卷调查，一是难以进行科学的概率抽样，二是有政治的敏感度。最近了解到，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对于在中国进行问卷调查有很多反思（比如，李强 ），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造成人们未必愿意坦率地回答简要而直接的问题，特别是被认为敏感性的问题。量化的问卷调查的强处是可以建立统计模型，从而比较确定地证实或证伪理论假说，可以把结论推广到更大范围的人群（generalization）。而田野调查方法的强处是比较深入，访谈问题可以跟进和变换用词用语以便得到被访谈人的真实想法，并可以结合观察。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田野调查的方法是这个课题最有效和最好的方法。

当然，田野调查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克服其弱点。一个主要问题是所选择的田野调查点未必具有代表性，从而无法将所发现的特点推及到其它类似单元(generalization)。选择田野调查点，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所选择的是个典型，也就是说是个好典型（或者坏典型），而不是代表普通大多数。如何选择"代表性"而非"典型性"，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可惜，我们当时对于各地基督教的情况（哪里多哪里少，哪里快哪里慢，哪里好那里怀，等等）非常不了解。不过，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情况相对来说了解得多些，就是沿海地区发展较快，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最快，而内陆省份较慢，大西南和大西北则更慢。所以，我们初步确定要选择几个沿海地点做调查，同时也要选择几个内陆省份的地点做调查。因为我们的课题重点是市场转型期的基督徒伦理，所以，我们锁定在城市而非农村。但是，我们希望选择的田野调查点既包括大都市，也包括中等城市，也包括小城镇。最理想的田野点是正在经历城市化的城乡结合点。在田野点数量上，从理论上考虑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从实际上考虑有资金的限制和人手的限制。根据我在北美参加两个大型宗教田野调查的经验，我希望的是找9到12个田野调查点，以便包括一定的差别（variation）来做比较。我们在2000年夏天进行的第一期选择了沿海从南到北的三个城市，在后期又增加了一个沿海城市。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八个田野点的调查，四个在沿海，从南到北，四个在内地，其中一个在大西南，一个在大西北。在选点过程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合适的研究助手、教会的配合程度，等等。在沿海某城市，本来计划的是研究一个城乡接合部的教会。但是，在田野调查员到达后才了解到，所拟定调查的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只好就近选择了另外一个点。不过，在几个地方，我们都是有意避开"典型性"的点，而选择了普通的"代表性"的点。比如，在四川，省"两会"的领导人建议我们去看一个在"相适应"方面做得很好的县市。但是，在听了初步情况介绍和单独了解了些情况后，我们选择了一个普通的县城的教会作为调查地点。

在操作化方面，由于我们掌握到的这方面的研究很有限，所以，我们只好根据一般学术的考量，决定访谈和观察基督徒的伦理观念和行为。我们把伦理观念分类为经济伦理、家庭伦理、生命伦理等。而经济伦理方面，又可以分为职业伦理、商业伦理等。据此，我们决定主要询问基督徒对于工作的看法、态度、和行为，包括是否改换过工作，出于什么考虑而改换工作，工作中对于上下级和同事的关系、对客户的关系、对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于目前流行的商业行为的看法，自己遇到相关情况时的处理，等等。我们也详细访谈他们的信仰和实践。在无法就经济伦理访谈时，我们就询问有关家庭伦理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尽力从当地政府官员和基督教会领导那里了解当地教会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为了减少变量（variables）数目，我们决定田野点限于基督教会，而不包括天主教会；限于汉族基督教会，而不选择少数民族的田野点；限于公开的教会，而不选择地下教会。不是说少数民族基督教情况、地下教会情况、天主教情况等不重要，而是因为那样的样本会使得田野点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困难。当然，我们进入田野不久就发现，地上与地下的区分并不截然分明，而广义的民族因素在很多田野点也非常突出。

 

四、田野调查员或研究助手的选择和培训

    除非一个人进行的小型课题，田野调查员或研究助手的选择和培训就都很重要，因为调查员的知识背景、采访技术、观察能力、以及总结能力，都会影响到数据收集的质量。这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更是必要。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宗教学科建立尚处在初期，主要注意力还是在神学（包括佛学道学）、哲学、文学等方面，历史学的研究也有了较多的发展。不过，宗教学系科专业开设实证性宗教社会学课程的还不多，所以，对于宗教问题有兴趣的学生学者很少具有对于当代宗教进行实证研究的训练和经验。而且，学界的风气似乎是赞许哲理的思辨，轻视实证的研究，认为实证研究不深刻，人人可为。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从事实证研究是更富挑战性的，因为研究者既要有神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准备，又要有观察和访谈的能力，能够跟各色人物有效地打交道，更要有田野中不怕吃苦的精神。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可以兼及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这里毫无贬低文史哲的意味。文史哲的宗教学非常重要。不过，实证科学的宗教学同样很重要，希望扭转轻视宗教社会学的片面看法。

同时，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恢复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学生对于宗教现象没有兴趣。这跟经典社会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即使有的社会学学者和学生对宗教社会现象有研究兴趣，也往往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不了解宗教徒惯用的词语，不懂得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从而难以从事有效的宗教社会学研究。

选择田野调查员最经济的方法当然是选择既懂社会学研究方法又懂宗教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非常稀少，而已有的几位也未必有合适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某个特定的课题。所以，我们本来设计要为田野调查员提供必要的集中培训，对于宗教学专业背景的人提供社会学方法的培训，而对于社会学背景的人提供基本的宗教知识的培训。在至少一星期的培训之后才送他们进入田野。遗憾的是，由于时间、资金、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限制，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

在实际进行中，第一批有三位田野调查员，每个田野点一位。其中两位是人类学背景，并且对于宗教有一定的知识和兴趣。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对他们二位只进行了一个半天的指导，简要说明课题的目的、方法、主要的观察和访谈问题，并提供了观察记录指导、访谈记录指导、田野报告指导，然后他们就分别单独进入了田野点。后来我得以亲自带领其中的一位，突破田野进入关（entry），并作为在职培训而一同进行了几个访谈和观察。这位田野调查员后来的单独调查进行得非常成功，并安排他进行了第二批一个田野点的调查。第三位田野调查员是在我们到达田野点后才见面的。她虽然有一些作记者进行采访的经验，却并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对宗教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多大兴趣。不过，她聪颖、好学，我在两个星期里带领她一同观察、一同访谈，她也迅速进入角色，后来独立地进行观察和访谈，成功完成一个田野点的调查任务。

在第二批、第三批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联系到几位有兴趣或者做过宗教调查的学生和学者参与。对于这些田野调查员，甚至没有办法进行哪怕简短的事先当面指导。不过，我们在第一批调查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把这些提供给新的田野调查员作为指导。在田野调查员进入田野之前和期间，我们也尽可能地通过越洋电话或因特网进行联系。对于其中一个田野调查员在田野调查期间有多次的具体指导。我也有机会亲赴另外两个田野调查点，了解情况，或协助打开局面，指导观察和访谈的进行。考虑到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局限，大多数田野调查的观察记录、访谈记录、田野报告等，都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是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状况了。我在美国参与的两个大型宗教田野调查的研究，尽管田野研究人员是经过严格过程遴选出来的，也总有一两个调查员和调查点完全失败或部分失败。与此相比，我们这个课题的田野调查员的总体表现，并不逊色。当然，跟理想的程式规范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我希望看到改进的地方。也是由于这些经历，促使我决心创造机会，为国内有志于此道的年轻学者和学生提供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培训。

 

五、进入田野（entry）

田野调查的一个关口，是进入田野。我们走入信徒群体或其建筑一般来说并不难，但那并不等于进入田野。所谓进入田野，是指得到了这个群体的许可和配合，愿意接受研究者的参与性观察和访谈，愿意提供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在方法论教科书中，进入田野有很多技巧和策略，可作参考。而田野调查员的自身背景、素质、应变能力也都很重要。我们的做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一种是自下而上。所谓自上而下，就是通过政府有关官员，找到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再找到当地教会领导机构，再被介绍到一个当地教会，再由教会牧师介绍访谈对象。

我们的第一个田野点的进入就是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较大可能得到全局性的数字和概况等，而当地教会牧师必须配合。但是，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所接触的教会人士有可能把田野调查员视为政府的官员，从而过于小心谨慎，怕说话惹出麻烦。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反复说明我们是学者，不是官员，所做的是学术性的研究，不是政治性的调查。更重要的是，一旦进入田野后，就主动跟普通信徒交往。我们发现，一旦赢得一位信徒领袖的信任，就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用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有效率的访谈。另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式是在大西南的田野点，由省两会负责人引介，当地教会主任牧师积极配合，为我们找来很多年轻信徒开座谈会，并允许田野调查员随后做分别的深入访谈。

在北方的一个城市，田野进入则是完全自下而上，即没有通过当地宗教管理部门和"两会"，在不认识教会人士的情况下，径直走入教会。在熟悉了一般情况后，向教牧人员说明意图，争取得到配合。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在没有熟人介绍的情况下，这样的进入方式是很困难的。田野调查员去了很多天，除了参与教会的崇拜聚会外没有其他进展。当然，这也可能跟他的人类学方法训练有关，因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一般都会很长时间，半年一年是常见的，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足为奇。但是，社会学的田野则没有这种慢功出细活的功夫，不能在每一个点花太多时间。由于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最终也没能得到那个城市的基督教整体情况和数字，因为我们没有赢得教会两会最高负责人的完全信任，只是得到了他们对于我们的研究的默许和被动配合。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打开了局面，关键是我们找到两位年轻的信徒领袖，他们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对于学术研究有很好的理解。对我们产生信任后，便积极推荐和联系各种信徒作为我们的访谈对象。由在信徒中有威信的人联系，就比较顺利地得到信徒的配合。在内陆的另外一个点，也是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方式，直接进入田野找普通信徒。在田野调查的后期，田野调查员受到一位三自会负责人极为不信任甚至不友善的对待。不过，因为田野调查员携带了介绍信，才没发生更大的麻烦。同时，此前这位田野调查员已经成功完成了很多访谈和观察，所以，也就及时结束了那个田野调查。

另外几个田野点的进入，是由于参与这个研究的学者或学生跟当地教会人士此前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或许可以称之为从侧面切入式的田野进入吧。

 

六、收集数据

    在田野调查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准确性、全面性、客观性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准确性，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记录每一次观察所观察到的情况、每一次访谈所采访到的言说。全面性，就是在一个田野点中，尽可能选择多样化的个体，观察尽可能多的集体和个体的活动情况。客观性，就是说田野调查员要竭力避免自己的主观臆断、感情情绪，而应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缩小自己的背景所造成的盲点。

当然，田野调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人（调查员）与人（被研究的人）的交往，也就有人与人交往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难免会有好恶的表露、情绪的表达、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调查员个人喜好兴趣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物体，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从研究者的工作伦理来说，也不应该把研究对象简单当作无情的物体。实际上，田野调查的一个原则是 empathy ，即研究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研究者着想，尝试用被研究者的眼光看问题看世界。只有建立了彼此的信任，才能得到被研究者的合作，被研究者才会愿意吐露心声。没有信任，就很难听到访谈对象的真实想法。在我们进入田野之前，我曾经担心人们会不愿意接受有关信仰和工作的访谈，因为这既是隐私问题，又是社会敏感问题。令我惊喜的是，在我去过的每个田野点，一旦建立了信任关系，都会有不少基督徒热切地坦诚吐露心声，有的甚至相当主动。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不愿接受采访的人，或者答应了接受采访而又吞吞吐吐的人。这是田野调查中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这同时涉及到一个问题：被研究者一旦袒露心扉，就很可能处于脆弱处境，而研究者掌握的情况就可能被用来对被研究者造成心理的和其他的伤害。所以，研究者的工作伦理要求，一旦向被研究者许诺保密，就一定要保密到底，而且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保密，比如不保留被采访人的真实姓名等。研究者要想到的是，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是为了做社会学性质的概括总结，而不是针对任何某一个个人。

    另外，田野调查中人与人交往的主观性，即田野调查员的主观性，即使竭力减低，也不会完全去除。不过，好的田野调查员可以随时把自己和研究对象在心中拉开距离，提醒自己的身份是研究者、观察者。同时，也可以跟自己的反应拉开距离，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当作数据，予以记录和反思。换句话说，进入田野之后，田野调查员自己的主观感受也是要收集的数据资料。所以，我鼓励和强调田野调查员除了提交观察记录、访谈记录以外，还要写作田野笔记，随时记录自己的感受、感想、情绪，以及零散观察等。这样，就提高了田野调查的客观性。所以，我们所说的客观性不是绝对的客观性，而是相对的客观性，但仍然是客观性。

    我们的田野调查员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准确性、全面性、客观性？这是因人因地而异的。从我所掌握的各项记录来看，从我所阅读的田野报告来看，我是相当满意的。在大多数田野调查点，我们有田野调查员住在那里，进行至少一个月的调查，有的则多达两个月以上。有的则是由田野调查员在本居住地进行，是长期多次的调查。在每一个城市，一方面我们尽力对于其中几个不同教堂有所观察了解，同时强调对于其中一个教堂的每星期的所有例行聚会都做至少一次认真观察，详细记录，借此全面了解当地的基督教集体情况。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我们无法也没想对于信徒做概率抽样访谈，但是我们有意访谈不同职业背景的信徒。有的是请教会的教牧人员或信徒领袖建议人选，有的是自己主动联系，然后用滚雪球的方式，扩展访谈对象。由于课题的重点是经济伦理，我们有目的地较多选择一些基督徒老板和在各类公司工作职员，而很少选择退休人员作访谈对象。每个田野点的深度访谈数目不尽相同，少的二十多个，多的四五十个。更有很多非正式的交谈访谈对象。为了保证准确性，如果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我们作了当场录音，在整理出访谈纪录后予以清洗。无论是否有录音，我都要求田野调查员在每个访谈后尽快整理出访谈纪录。这些观察记录和访谈纪录，是最最原始的数据资料。然后要求田野调查员对于田野点整理出一个调查报告，是初步加工的数据资料，融入了田野调查员的初步分析和反思。

 

七、分析数据和发表报告

    数据收集阶段完成后，严谨的数据分析和报告写作是个费时费力的阶段。分析者应该充分掌握已有文献，联系到选题时的理论考虑，反复阅读田野调查的各项记录和报告，从而总结提炼出共同特征（patterns）。这个阶段，有越来越多的田野研究者借助电脑软件来对数据资料进行系统的处理。一般来说，这个阶段要准备出跟数据资料收集相同的时间和精力来。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分析者的个人背景和理论立场影响到分析结果是难免的。不过，严肃的宗教社会学家会提供严谨的分析，用数据材料说话。出于理论论述和行文考虑而有选择地报告数据资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隐瞒重要的反证数据材料，不能杜撰本来没有的数据材料。在数据分析之后，接下来要把研究发现以学术文章和书籍的形式，经过学者的匿名评审发表出来，才算一个实证研究课题的结束。而发表出来以后，也有可能引起其他学者的回应或批评，从而出现新一轮的实证研究，改进研究方法，纠正或提高理论总结。由于经费的紧缺和工作中其他的任务，使得我们还没有完成数据分析阶段，而只有初步的、部分的阶段性总结报告。

    为了在这两个阶段中增强客观性而减低主观性，我们的设想是把数据分析和报告发表开放化。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根据每个田野点的全部观察记录、访谈记录、田野笔记、和田野调查员的初步报告，由课题负责人整理出每一个田野点的报告来。这种田野报告会尽量保持原始数据资料，整理只是为了可读性和去除无关的细节。然后把这些报告有选择地分发给三界人士——大学学者、教会神学家、政府宗教管理干部，邀请他们对此进行各自独立的分析和评判，写成文章。然后把这些学、教、政三界人员招聚在一起，讨论交流，并请田野调查员来当场回答可能有的质询。我认为，尽管是阅读同一套田野报告，不同的人很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解读，当然也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同解读和共识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互补的总体。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田野报告和三界人员修改后的分析评判文章一并发表，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阅读和评议。这些计划依然是我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经费以及其他诸多因素。

 

七、结束语

高度客观性是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客观性使科学的宗教学成为持有不同宗教立场（包括无神论立场）和哲学立场的人们可以交流的共同语言。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及其组织、制度，研究者又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有其主观性，所以，对于实证数据进行客观分析就面临极多的困难。科学的宗教学承认任何单项研究和任何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这种主观性和局限性在同样或类似研究的复制（replication）当中得到不断的超越和克服，在多元交流和互补中达到一种多元客观性。客观性虽然不是绝对的，社会科学之成为科学，必须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而且要有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因此，宗教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立场，也可以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和立场，更应该有各自的理论立场。但是，客观性和实证性是科学的宗教学的根本特征。要用事实讲话，要根据事实讲话，而不是用任何理论立场来否定事实，也不是以强力来达成某一个理论的垄断。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的宗教学才可以称作科学的宗教学。也只有这样的科学的宗教学才能较为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解释宗教社会现象。

    田野调查研究所回答的问题是太大还是太小？代价是太高还是太低？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明确研究的目的或意图。如果从学者的出产来说，田野调查的工夫可能显得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但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是至关重要的原则。要想实事求是，就要首先了解事实。事实是不能靠逻辑的推论和修辞来确定的，而必须从实证调查中得来。当代宗教社会学在欧美的发展已经屡次证明某些哲理推论（例如，世俗化）或通常共识(common sense)的不切实际。

实证研究不否定哲学、神学和文学的价值。同样，哲理文学也不能替代实证科学。科学要回答的问题，在人文学科中可能被看作太小太细。科学只能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点滴积累，扎扎实实，循序渐进。但是，实证科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已经无可否认。在当今中国的情况下，对于宗教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忽略，对于实证研究的忽视，已经令中国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需要大力推动对于当代宗教的实证研究，从而提高对于宗教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

 

八、对于元方法论问题的进一步反思

    2003年10月在北京大觉寺召开的讨论会上，学者之间就宗教研究中的实证调查方法有很多的讨论，有些问题很尖锐，有些讨论很热烈。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能确定受访人在访谈中说的是真话？不是有很多人习惯于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不同的话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是很普遍吗？对于实证研究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个致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是宗教研究特有的难题，而是所有实证研究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整个社会科学所面对的难题。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完全否定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则是过激了。

从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的层面来说，科学的实证研究不假定在现象背后存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真实，（那样的真实即使有也是人所无法认识的，就如哲学家康德所说的物自体那样）。真实只存在于现象之中。科学研究者只能通过对于现象的观察来总结出真实来。脱离现象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个哲学性的问题，这里不宜做更多展开论述。

当然，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分，但是假象也是真实的一种表现。假象也是一种真实现象。比如说，一个言谈粗俗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高雅的人，所以，粗俗的言谈举止是假象，而文雅的言谈举止才是他的真实。但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说，可观察到的他的粗俗是这个人的一部分真实，而可观察到的他的文雅也是这个人的一部分真实。如果他的文雅一面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即从来不被观察到，那么他就不具有文雅的真实。再比如，有人是所谓"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他表现出来的只是刀子嘴，其豆腐心从没有表现为可观察的现象，那么就可以认为他的豆腐心不存在。

具体到实证研究过程来说，我们应该尽力去争取让受访人讲出真心话。其关键是建立彼此（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信任。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研究者）的判断来决定受访人是否在搪塞、说谎、欺骗。但是，要证明受访人确实在搪塞、说谎或欺骗，我们只能依靠其他的实证材料，而不能妄下断语。就是说，我们只能根据观察到的言行来判断一个人，别无他途。如要更接近受访人的真实，只能通过更多的访谈和观察。而且，如果有一个人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不同的话，究竟哪个话是真实，也不是可以妄断的。科学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了解这个人的可观察的方方面面，然后予以客观、综合的叙述，并据此做出分析。其实，对于说谎已经成为习惯了的人来说，说谎就是他的真实，而并没有在说谎之外的另外一个真实。这绝不是说"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实"，而是说如果有实证材料证明这个人总在说谎，那么说谎就是这个人的真实面，而未必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真实面。而要证明这个人在说谎，也只能通过更进一步的实证方法才能证明。为了科学的客观、真实、全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多方面地了解人。这也是田野调查的强处所在，即不单单依赖受访人的回答，而且还去观察其行为；不仅访谈观察一个人，而且研究一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社会学的兴趣点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群体。

    2003年10月会议上的另外一个尖锐问题是研究者的主观性问题。在访谈中可能出现诱导性问题（questions），在总结分析时可能过分诠释。所谓诱导，就是研究者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结论，用诱导性的问题让受访者讲出研究者想听的话来。这的确是个在实证研究中会出现的问题（problem），（也是新闻业常有的问题）。对此，只能靠对于研究者的培训来减少，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警觉来避免，并且通过不同研究者的相互检查来验证。不过，我们有必要区分诱导性问题和引导性问题。引导性问题是非结构性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或半结构性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必须有的，即引导受访人谈论跟研究问题相关的东西，而不是漫无边际地闲聊。研究者也可以用引导性问题引发受访人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以便达到对于受访者更多面或全面的了解。过分诠释也是在实证研究中会出现的问题。在缺少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勉强下结论，这是每个科学研究者都应警觉和避免的。为了减少这种情况，或者说在出现这种情况后有可能予以揭示和纠正，严肃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妥善保存其原始数据材料，并且向其他社会科学家开放，允许别的社会科学家就同样的数据材料进行独立的阅读、分析、总结。这也是我们的基督教伦理与市场转型课题的设计中所包括的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主观性，包括主观的理论立场。对于同样一些实证材料，不同理论立场的人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由于理论立场的不同而产生多种可能的解释或诠释，这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靠一个研究人员，或一种理论立场，这是不能解决的。唯一的校正方式，便是允许不同理论立场的解释或诠释并存，由读者（包括其他学者）做比较之后进行自己的判断。正是在不同理论的诘难论辩之中，对于现实的认识才能走向更客观、更深入、更全面。以科学的认真态度对待我们的实证研究，以科学的开放态度对待各自的解释和诠释，科学研究工作才会生生不息，才会结出知识和智慧之果，才会有助于科学的决策，才会有益于我们的社会生活。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陈麟书、袁亚愚，主编，1992，《宗教社会学通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戴康生、彭耀，主编，2000，《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师宁，译，1991，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师宁，译，1996，贝格尔：《天使的传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渠东、汲吉，译，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竹风，主编，1987，《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孙尚扬，2001，《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凤岗，2002，"科学的宗教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罗秉祥、江丕盛主编，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