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晚清中國的民主想像

一

　　在近、現代中國的時空背景下，近代西方的主流政治傳統──民主共和政治體制及與其相適應／配套的政治觀念／文化／傳統（以下簡稱「西方民主傳統」）──逐漸成為中國人（主要是菁英階層；以下不再詳為定義）倡議仿行的對象，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那麼，仿行來自異域的「西方民主傳統」的政治制度以改造現實的思維，躍居中國的思想舞台的歷史進程及其結果，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貼上一個中國如何「走向民主之路」──或者，「西方民主傳統」在中國的「歷史遭遇」；或者，「中國民主思想」的歷史進程──諸如此類的標籤，以方便我們為諸多繁雜的歷史現象進行「概念化」。但是，「概念化」並不等於「必然化」，歷史現象的重建與解釋，不是為了供給論證「必然王國」的材料。我們進行「中國民主思想史」的書寫，不會等於進行「西方民主傳統」必須／必然在中國獲得實現的證明過程。

 

　　我們不要忘記了，democracy（或是liberal democracy）並不是沒有時間性（timeless）的詞彙／概念，它的曲折流變，還隨著人們的現實處境的轉換，呈顯出多樣的面貌；「西方民主傳統」的古典形式，對西方思想世界的啟發，更無時或已1。然而，如果史學工作者把未經深刻反省的某種自由主義民主之路當成是人類歷史的唯一途徑2，進而指導我們書寫「中國民主思想史」的模式與思維，恐怕就很難避免一種「目的論」式的總結：不論路途如何迂迴曲折，總結言之，它必然有所歸宿；「西方民主傳統」涵括的許多要項，往往被分門別類，從前行者的言論和行動裡被挑選出來，安排在一個可以「合理」解釋中國必然會朝向自由主義民主之路屢受挫折但卻前進不已的架構裡。況且，在總結這樣一種被建立起來的歷史／發展脈絡之後，還參照某種「民主理論」，給予某種「理論評價」。這樣，不但我們書寫「中國民主思想史」的心智，可能呈現出「空洞化」的困窘，我們總結這一重大課題的思考空間也窄化了。甚至於，我們可能還因此將「民主」抬舉為終極理想的判準價值，賦予相當的「道德」涵義3，誰不走這條道路，誰就是「罪人」。這種「中國民主思想史」的書寫，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道德教科書；這種透過歷史學的研究和書寫來揭露／證明「歷史的進步法則」的目的論，往往只會以偏概全。從西方自身的反思而言，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並不盡然是處理／安排人類各種社會關係完美至極的選項4，那麼，這種以證明自由主義民主的普世價值（乃至論證它在中國需要被實踐的必然性）為目標的「中國民主思想史」，其實是連這樣的思考刺激都不存在的。

 

　　書寫「中國民主思想史」的篇章，固然要描述中國人為歡迎「德先生」在思想和行動層域裡遭遇許多挑戰和困厄的歷程；只是，在這頁篇章裡留下深刻印記的前行者，並不是先天地就知曉「民主」／「共和」等等觀念的。就個人的生命史而言，他們主動投入／被動擁入「德先生」的懷抱，本已歷經複雜的過程（和可能存在的思想、心理等層域裡的痛苦掙扎與抉擇）；還原到本來的時空背景脈絡裡，這位論者在發表某種被後世研究者視為「宣揚民主理想」的言論的時候，其實他本人未必有此意識，他有自己身處於那樣一個特殊時空背景之下的關懷，他的言論有它自己問世的背景／意義。如果我們能夠掙脫「目的論」式的思考格局，且並在嚴格的史料批判的基礎上，清理（或「重建」）中國人之迎入「德先生」的原來思想／歷史脈絡；那麼，我們對於「中國民主思想史」的書寫──或者，對於「中國民主傳統」的形塑──方始可能建立在比較穩固的基礎之上。

 

二

　　因此，筆者主張，在進行「中國民主思想史」的書寫工程的時候，最好能夠調整視野，將探究的課題還原到本來的時空背景脈絡，盡可能地回歸在近、現代中國民主思想的歷程上留下軌跡的論者的思想世界，探求他們刻鏤出這道軌跡的知識基礎。

 

　　在筆者看來，「中國民主思想」的問世，是以一連串斷裂形式的「西方民主傳統」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5的建立過程為起點。不過，這座「知識倉庫」之所以建立的原來用意，和理解／認識「西方民主傳統」並沒有關係，而是中國人從1830年代起再度逐漸地開展認識、了解整個世界情勢的成果之一，可以說是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部分。好比魏源纂輯的《海國圖志》與徐繼畬編撰的《瀛寰志略》，就是足以幫助中國人逐漸了解世界局勢的個中「名著」，在這些向中國傳播、介紹關於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狀的資訊裡，便即涵括了「西方民主傳統」的若干基本內容。《海國圖志》、《瀛寰志略》與其他著述集而合之，不但向士人傳播了域外局勢的知識，關於域外政治制度的資訊和述說，也形構為論說「西方民主傳統」的「知識倉庫」，而這座內容豐富多樣的「知識倉庫」，正是中國人得以認識與理解「西方民主傳統」的重要依據之一。透過這座「知識倉庫」裡儲備的各式知識，中國人對於「西方民主傳統」的面向與內容，認識也愈來愈多樣，理解愈發加深，對於如何因應中國內部的多重問題，也得到了可以激起多樣思考的「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西方民主傳統」蘊涵的觀念要素與體制成分，就此在中國人政治思維的世界裡得到「正當性」，不但借取／藉助這些要素與成分來批判／改造「中國政治傳統」，也意欲在中國的現實環境裡仿行「西方民主傳統」的表現形式。簡而言之，藉由「知識倉庫」提供的思想刺激，中國士人得到了足以開展「民主想像」（democratic imagination）6 的思想空間。

 

　　本文以晚清「思想鉅子」王韜（1828-1897）為例，嘗試就追尋晚清中國「民主想像」的軌跡這個課題，提出若干思考，但望能夠引起學界同好的興味7。

 

三

 

　　晚清時期從《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兩部書裡汲取知識與思想養分的士人，足以開出一分長長的名單，王韜本人便是受益者之一。然而，「知識倉庫」的建設過程，無時或已，關於「西方民主傳統」的嶄新知識與資訊，持續入藏，提供了更形豐富的「思想資源」，擴大了「西方民主傳統」的「想像空間」。

 

　　例如，到了1860年代，中國被迫納入「條約體系」，官吏得以出洋，經歷異國風情，留下了不少的「遊記」式的紀錄，其中也涵括對於「西方民主傳統」相關事務與活動的報導。亦且，它們傳達的不再只是「書面想像」的訊息，而是個人政治生活裡前所未歷的「民主經驗」，這種經驗，在中國皇權體制之下是絕不可能體會得到的。這裡積累的知識，既成為他們自己，也成為足不出中國本土的後繼士人，構思仿效「西方民主傳統」制度的靈感來源。日後擔任過清廷使英欽差大臣的張德彝（1847-1918），1876年隨郭嵩燾出使英國，紀錄此行的《四述奇》留下他與使英大臣郭嵩燾等人參觀英國巴力門開會議事情形的記述，並且盛讚巴力門的成員議論時政「務期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理想至極。張德彝個人的「民主經驗」，等於是為「知識倉庫」的構成與內容添加了新的成分，也形構為後繼者從中取材，開展關於「民主想像」的論說的依據，王韜就是受惠者之一。

 

　　王韜在《重訂法國志略》裡闢列「志國會」的專篇，詳細描述了法國國會的種種。他的述說，頗多承襲張德彝的《四述奇》對於法國「國政」的紀錄，還「移花接木」，將張氏兩度參觀英國巴力門的經驗及其對英國政治的感想，分別剪裁，納入他的述說裡。王韜也大篇幅地鋪陳述說法國「國會」的各種議事畫面，特別是關於議事程序的述說，除了少許字詞的更易，幾乎是對張德彝述說的原文照抄。然而，王韜筆下的企圖，不僅只是描摹「國會」的議事畫面而已，更在於形塑出議事殿堂的理想形態，「斯則猶有上古之流風遺俗歟」。

 

　　張德彝的經驗，被王韜轉化為述說法國「國會」議事形態的「想像」依據。但是，王韜的論議卻超越張德彝的單純紀錄，他以「逸史氏王韜曰」的口吻，開展述說，強調「國會之設，惟其有公而無私，故民無不服也」，「竊歎其去古猶未遠也」，是理想至極的體制，實可比擬於中國「失落的黃金時代」。

 

　　這種對比／議論的思維，也出現在王韜描述英國政治之美善的筆下。在英國有過實際生活體驗的他，不但為英國「平日間政治」描摹出一種深具「三代以上之遺意」的畫面，也用華麗的辭藻，正面描寫英國的政情民風，好似一方理想的人間天堂。一句話，王韜盛讚道：

 

英國政治之美，駸駸乎可與中國上古比隆焉。

 

王韜以這種「三代影像」來稱譽「英國政治之美」，也用以摹寫法國「國會」的政治效果。他還稱頌「泰西」的「君民共主之國」的政治體制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的體制，「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王韜形塑出這種「三代影像」，使他對於中國現實提出諷喻式的對比：「夫設官本以治民，今則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衛民，徒知剝民以奉官」。透過這種對比，王韜意在顯示中國「失落的黃金時代」，竟復見於今日之「泰西」：英國、法國，乃至於一切「君民共主」的國家都是如此。本來，中國政論裡就有「言必稱三代」的傳統。現在，王韜以大量的例證，與傳統的理想世界圖像進行對比，揭開了這幅「三代影像」的奧秘：這些國家都擁有「議院」。

 

　　總結觀之，王韜的論說，既有自己的經驗與體會，也來自於他對張德彝的述說的「想像」。可以這樣說，王韜既從「知識倉庫」裡汲取靈感，讓他的思維在「想像空間」裡馳騁無限；他的《法國志略》在晚清時期更是士人認識法國情勢的重要著作之一8，那麼，他也是「知識倉庫」的建造者之一。這正顯示了，對於後繼者而言，既存的「知識倉庫」確實有「思想資源」的意義；透過「知識倉庫」的思想刺激，中國士人得到了讓「民主想像」自由翱翔的思想空間。

 

四

 

　　王韜在晚清「中國民主思想史」的書寫裡，是絕對不會缺席的人物，本文簡要地展示了他得以佔有一席之地的知識基礎。這樣看來，「西方民主傳統」的面貌，正是透過「知識倉庫」的儲備，逐漸浮現在中國人的知識／思想領域裡，況且成為一種改革方案的「思想資源」。

 

　　中國的文化傳統裡欠缺可堪與「西方民主傳統」相比擬的成分。不過，在中國人吸收／仿行「西方民主傳統」的過程裡，某些恰可與之相對應的「本土思想資源」（indigenous intellectual resources），卻可以成為人們倡言吸收／仿行的理據之一，也可以拓延「民主想像」的空間基礎，王韜以「三代影像」開展的述說，便是例證。當然，這種「本土思想資源」絕不能與「西方民主傳統」相提並論，也會使「西方民主傳統」的認知與實踐，帶來某種程度的變形。只是，沒有像「西方民主傳統」這樣的「思想資源」導入，「本土思想資源」則無用武之地。惟則，「民主想像」的歷史結果，卻可能是：外來的「思想資源」非復原來面貌，而「本土思想資源」也被賦予新的樣態。這種思想的新樣態，更構成為同／下一世代的知識／思想泉源，既可能為後繼者接頌吟唱，也還可能會再度譜衍出變奏音符，集而合之，共譜為近代中國思想變遷這闋交響曲的樂章；在近、現代中國政治思維世界的眾聲喧嘩裡，「民主思想」也形構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與時俱進。

 

　　晚清以降，中國人竭力歡迎「德先生」的歷程，確實已形構為近代中國的「思想傳統」之一。然而，「德先生」的面貌在中國人的認知裡，卻是多樣而複雜的；「西方民主傳統」在中國的「歷史遭遇」及其「變形」樣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的總合結果。如果我們可以更詳縝地對於那些在晚清「中國民主思想史」的篇章上同樣廣受矚目的先行者，如何憑藉「知識倉庫」裡提供的「思想資源」，開展各式改革方案的議論與擘擬，描摹出晚清中國的「民主想像」彩繪圖景；那麼，對於「中國民主傳統」歷程的形塑，我們或可藉由這種比較細緻的研討取徑，深入闡析，從而提出更為新鮮的認知，進而為我們自身瞻望前景，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資源」。

 

 

 

註釋

1 例如薩克森豪斯（Arlene W. Saxonhouse）指陳，對於古代雅典的民主「實況」的敘述，往往可能只是論者對於己身想望的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所提出的論說基礎或批判依據，像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希臘史名家M. I. Finely對希臘民主的稱頌，即可視為是對社會科學「行為主義」的反動（她另舉霍布斯 [Thomas Hobbes]、米特福德 [W. Mitford]、穆勒 [John S. Mill]、阿倫特 [Hannah Arendt] 等人論述為例，不詳述），因此，我們應該細心閱讀古典理論家（如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的作品，了解他們對自己在雅典的生活世界，有甚麼樣的複雜反應，他們對於民主又留傳下來甚麼樣繁富的教誨（Arlene W. Saxonhouse, Athenian Democracy: Modern Mythmakers and Ancient Theorists [Notre Dam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6]）。

 

2 即如杜恩（John Dunn）邀請研討西方（甚至包括〔前〕蘇聯與印度）的民主理念與實踐之歷程的專家，分題撰文，以資反省democracy在人類史上的「未竟之旅」的意義（與可能面臨的各式難題），正是深具代表性的例證，參看John Dunn, ed.,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像杜恩就有這樣的感慨：「民主理論成為了當前民族國家體系的道德世界語」（democratic theory is the moral Esperanto of the present nation-state system），見John Dunn,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7。

4 即如貝拉米（Richard Bellamy）便強調道，依自由主義建構而成的liberal democracy毋寧只是可以讓人清楚表明達成需求與理想（needs and ideals）的基礎（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An Historical Argu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5 關於「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 Wissensvorrat）一詞，筆者借用自舒茲（Alfred Schutz）的概念，參見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trans., R. M. Zaner and H. T. Engelhardt, Jr.（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至於「知識倉庫」在舒茲的學說裡的整體脈絡，不詳論。

6 關於「民主想像」（democratic imagination）的討論，筆者受益於漢森（Russell L. Hanson）論說美國的民主意識形態（the democratic ideologies）的起源及其演化，參見Russell L. Hanson, The Democratic Imagination in America: Conversation with Our Past（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以下論說的史源和具體論證，篇幅所限，不一一註出，參見潘光哲：〈追尋晚清中國「民主想像」的軌跡：若干初步的思考〉，「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2001年8月23-25日）。

8 例如，梁啟超的〈讀西學書法〉就將《法國志略》列為「西史之屬」的推薦書之一（梁啟超：〈讀西學書法〉，頁6B，《西學書目表》；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慎始基齋叢書》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