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朝：论基督教哲学的显现与发展
宗教的根本特征在于信仰。在宗教的精神历程中，首先出现的是一套反映其信仰的观念体系，形成某种宗教世界观。它是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的内在依据，是宗教文化形成的精神骨架。在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定阶段时，宗教观念以语言或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宗教观念就超出个人体验和信仰的范围而具有了社会的意义，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内容。而当人的理性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宗教观念也要求得到解释和证明，于是具有理性色彩的神学体系出现了，原先观念性的东西演化为外观和形式与哲学相近的教理和教义。在允许信仰寻求理解的宗教中，哲学与神学融为一体。宗教哲学发生的这一逻辑进程在基督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文章将就依据基督教史料来说明基督教哲学的显现与发展的初始阶段。
有无基督教哲学？这个问题既老又新。海德格尔曾说谈论基督教哲学就像谈论“木质的铁”一样荒谬绝伦， 但我们可以反问海德格尔：为什么谈论“木质的铁”就是荒谬绝伦的呢？一事物具有他事物的性质，这样的事物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不能谈吗？若明白海德格尔这个比喻中蕴涵的前提是信仰与理性的绝对对立，其根本诉求是要求历史与现实去适应概念，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当然也就更不会被他吓倒而不敢使用基督教哲学这个概念。我们在使用“基督教哲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先设定了基督教哲学的存在。对于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种种基督教哲学，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而是去认识它们的显现与发展。
一、基督教的护教学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希腊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新约中直接提到过的希腊哲学流派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使徒保罗前往雅典传道，“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使徒行传》17:18)这段经文中“以彼古罗”就是“伊壁鸠鲁”的另一种汉译。从上下文来看，伊壁鸠鲁学派的弟子不是因为保罗反对偶像崇拜而与他争论，而是因为他宣扬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17:32)。这在反宗教的伊壁鸠鲁学派看来当然是一种迷信。但是这样的直接交锋在整个使徒时期（30-110年）都还是偶发事件。当时基督教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还不足以引起异教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的注意。可以说，当时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还是潜在的，仅仅在个别思想家的头脑中呈现。如果说希腊哲学曾经影响过保罗神学，那么这种影响还停留在具有亲缘性的某些希腊哲学观念与犹太教宗教观念的不自觉的揉合的层次上。
到了基督教的护教士时代（110-18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公开化，表现为相互批判与论战，产生了大量的反基督教文献和护教文献。这些论战的内容涉及政治、社会、道德等层面，而对基督教哲学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则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关系的辨明。
现存材料表明，希腊哲学家曾对基督教这种新宗教有过强烈的反应，参与批判的哲学家决非少数。但是这类文献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后来基督教得势的岁月里被毁掉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有一部题为《反凯尔苏》的传世之作，约写于246-248年。奥利金在这部书中集中火力批判一部反基督教的著作。这本反基督教的著作名叫《真正的学说》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异教学者，名叫凯尔苏。原书虽已佚失，但奥利金在对凯尔苏的观点进行详细批驳时，大量摘录了书中的原文。
另据拉丁护教士拉克唐修记载，302至303年，戴克里先和盖勒流都在尼科弥底亚驻节，盖勒流表示一定要镇压基督教，一批新柏拉图主义流派的哲学家也支持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镇压 ；当戴克里先于303年在尼科弥底亚发起“大迫害”时，有两位作家撰写了著作批判基督教，配合这场政治迫害，一位是高级行政官员索喜亚努·希洛克勒（Sossianus Hierocles），其地位相当于执政官，担任庇提尼亚的总督，另一位是经常与皇帝一起进餐的哲学家。 此人姓名不详，有学者认为他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大哲学家，持强硬反基督教态度的波斐利。希洛克勒发表了两篇反基督教的论文，而那位哲学家，按拉克唐修的说法，“呕心沥血写了四十三本书反对基督教”，“在这些著作中，他竭力想要证明圣经的谬误。”
从上述材料来看，哲学家们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批判基督教的神，指出基督教的神也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的；（2）哲学家们意识到耶稣的事迹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于是对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检视；（3）哲学家们认定基督教是对希腊思想的一种剽窃。应当指出，象凯尔苏、希洛克勒、波斐利一类的异教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异教徒。他们有哲学头脑，有理论分析能力。他们对基督教的批判本质上是理性思维对自然主义形态的宗教意识的批判，而非不同宗教之间的抗衡。因此，他们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从外部推动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理论就是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碰撞、交锋的产物。护教士时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哲学，是从护教士时代开始显现的。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护教士可以分为两组：希腊护教士与拉丁护教士。希腊护教论作品产生较早，哲学成分较强，而拉丁护教论作品则迟至二世纪末方才诞生。与希腊哲学家对待基督教的全盘否定态度不同，大多数基督教护教士对希腊哲学持批判地吸取的态度，或者总体上予以否定，而在个别内容和方法上加以吸取。基督教护教论作品也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不同于圣经经文和布道文，不能仅仅诉诸于神迹和激情，还要诉诸于理性的证明。
希腊护教士夸特拉图最早向罗马皇帝哈德良上书，为基督教辩护。另一位希腊护教士阿里斯提德在他的护教书中考察了希腊罗马宗教、犹太教、基督教这三种不同的宗教，并提出了关于神存在的理性论证。 殉道者查士丁为希腊护教论建立了一种护教模式，为后人所仿效。
被史家称为殉道者的这位查士丁在皈依基督教以前，曾先后接受过斯多亚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哲学。在研究柏拉图哲学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希伯来先知，认为他们比所有那些被尊为哲学家的人还要久远，他们对万物的始终以及哲学家应当了解的事物作出了最古老、最真确的解答。他明确指出，基督教的圣经和柏拉图的哲学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圣经中的神和柏拉图的神都是超越的、永恒的、不变的、无形的、不可名状的，圣经创世记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都认为宇宙是根据神的意志被创造的。“我们所教的东西与希腊人是一样的”， “柏拉图的学说与基督的教训并非不相容的，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相同……因为所有古代的作家通过圣言播下的种子都会对实在有一种模糊的印象。” 基督教的教义与当时异教哲学中最好的部分非常相似，因为，任何民族中的贤哲都受同一种“道”（逻各斯）的启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只要顺从逻各斯的教导和指引，都可作真正的基督徒。柏拉图哲学只要稍稍加以变动和修正，就能和基督教融洽无间。
然而，承认基督教的观念与希腊哲学观念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希腊哲学总体上的正确，恰恰相反，它表明了基督教思想的正确。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关系问题在查士丁这里没有停留在护教士与哲学家相互指责剽窃的水平上，而是深入到对观念相似性的根源的思考中去。查士丁确信，尽管非基督教的哲学中也有真理的成分，但唯有基督教是一切哲学中最真确的，因为这种哲学是由旧约中的先知和神性的逻各斯所训诲的。逻各斯“是我们的导师”，“他既是父神的儿子，又是父神的使徒。” 那普照一切的逻各斯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化成肉身，因此基督是神的完全启示，基督教是唯一最正确的哲学。“天下的一切至理名言都属于我们基督徒”。 基督是导师，这个导师就是逻各斯的化身。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义便与理性哲学尽可能地接近了。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极大地发挥了查士丁的思想。在一个基督徒普遍对希腊哲学表现出敌视态度，把希腊哲学当作魔鬼的产物和异端的源泉的时代，他对希腊哲学的起源和价值作了全面的评估。他清楚地看到，不吸取最优秀的希腊思想成果，他所信仰的基督教决不可能成为一门知识，也不可能具有哲学体系的形式，而这些对于基督教上升为罗马帝国文化的主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
克莱门相信，尽管基督徒与非基督教思想相距甚远，尽管基督教需要严厉地批评希腊哲学与文学，但它还是能从希腊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哲学中学到许多真知。信仰与知识，基督教与希腊文化不必相互冲突。希腊哲学不应象在某些基督教护教士那儿一样，被简单地拒斥或被简单地搬用，它对于沌清思想和深化基督教信仰是有帮助的。对希腊人来说，哲学是引导他们走向基督的向导。“在神召唤希腊人以前，哲学或许是神直接和主要赋予希腊人的。因为希腊哲学是导师，如同律法之对于希伯来人一样，引导希腊人的思想归向基督。” 基督信仰将一直是基础，但它可以伴以希腊哲学传统对基督教信息的阐明。在对希腊哲学的起源和价值做了总体评价以后，克莱门主张有区别地对待个别的希腊哲学体系。他热烈地赞扬柏拉图和毕泰戈拉，谴责伊壁鸠鲁哲学的无神论思想，谴责亚里士多德学派把神意限定于天空和天体运行，谴责斯多亚学派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思想。以后的基督教大思想家在涉及希腊哲学问题时，大部分都持有克莱门的这种态度。
然而，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持激烈批判、全盘否定态度的人也是有的。查士丁的学生泰逊可能是这种态度的最早代表。他说，希腊人的智慧依赖非希腊人的智慧，希腊人最好的东西都来自非希腊人。从年代上来讲，摩西要比荷马年长，比古老的希腊英雄和希腊神祉间的战争更古老。希腊人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的几何学来自埃及人，希腊人的字母来自腓尼基人，希腊人的造型艺术来自托斯卡纳人，希腊人的哲学也借自野蛮人，希腊人最好的学说，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总之，他贬低希腊精神文化的各个部门，猛烈地痛斥经常自相矛盾的希腊哲学，主张用基督教来代替它们。
一般说来，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持这种态度的思想家都认为，基督教有神的完美的启示，因此，其他类型的宗教启示和哲学的理性都是多余的。这样，在他们的理论中，逐渐形成了启示与理性知识之间的对立。伊里奈乌警告大家提防世俗哲学的臆测，菲力克斯否定哲学家有可能发现真理，认为哲学家拥有的真理是从圣经中借用或偷窃来的。“从先知们的传道中，他们模仿出类似真理的东西来。” 这种对立在阿诺庇乌和特尔图良那里变得更加尖锐。阿诺庇乌采用感觉主义的观点反对柏拉图式的认识论。他证明：一个人从出生起便与世完全隔绝，他的心灵必定是空虚的，而不会得到更高的知识。 由于人类灵魂本性就限于感官的印象，因此，仅靠自己的能力绝对不可能获得神的知识或者获得超越此世的自己的任何命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灵魂需要神的启示，只有相信这点灵魂才能获得拯救。每一位哲学大师总要把自己的意见抬高到定理的高度，而基督徒却一概服从神的启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是无信仰的，因此不存在什么基督教哲学。
作为“拉丁神学之父”的特尔图良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态度更加鲜明。他说：“有哪一位诗人或智者没有在先知的清泉中畅饮过？然而从那时起，哲学家止住了他们心灵的干渴，我们与他们作比较的东西就是他们从我们这里得来的东西。” 他沿续阿诺庇乌的思想路线，认为只要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能的认知活动，那么神启的内容高于理性，而且与理性对立。福音书中的事迹不但不能用理性去理解，而且还必然与世俗见解相矛盾。“此事可信，因为它是荒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正因为它是荒谬的。”按照他的意见，基督教义与哲学无关，耶路撒冷与雅典无关。 他极力反对基督教教义的希腊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代表所谓斯多亚基督教教义的人或者代表柏拉图基督教教义的人。
上述两类对待希腊哲学的态度虽有差别，但对希腊哲学都做出了总体上的否定。以此为前提，肯定希腊哲学价值的基督教教父可以相当自由地吸取适用的希腊哲学语言和观点表述基督教的信仰，建构基督教的教义体系，否定希腊哲学价值的基督教教父也在纠正被希腊哲学家歪曲和剽窃的真理的名目下，做着同样的工作。两类教父也都清醒地看到，希腊哲学并非只有一个体系，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体系。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希腊哲学的价值，都要通过具体的分析批判才能达到目的。在基督教有了自己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之后，基督教就可以在思想和理论领域与各种希腊哲学流派抗衡了。
二、哲理化教义体系的发生
在希腊哲学的冲击上，基督教摆脱其原始神秘教的外观，基督信仰得到理性化的解释和基督教哲理化教义体系的成形是这种思想碰撞和抗衡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和后果。
在基督教中，包括第一代基督徒的个人体验在内的宗教观念首先在圣经中得到描述，主要内容是关于耶稣的事迹和奥秘。这一观念体系以后又在古代基督教作家的各种论著中得到理性的解释和论证，形成了基督教的教理和和教义体系。经过这样一番理性的加工，基督教原先带有十分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内核虽然还保留着，但它的自然主义的神秘色彩得以淡化，经过教会选择的哲理化的基督教教理和教义成为基督信仰的标准解释。
教理一词的英文是dogma，来源于希腊文dokein。希腊文中“dokein moi”的意思是“在我看来”或是“是我所喜悦的”，也有“我已经坚决地决定了某一件事，所以那对我而言是既成的事实”这样的意思。在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研究中，教理“乃是指一种坚定不移的，当众宣布出来的决断或神的预旨，也指学术上自明的真理或是指已经建立的，公认为正确的哲学定理”。 教理这个词与教义（doctrine）基本上是同义词。“但一般讲来，教理比教义的含义要狭窄。教义是直截了当地将宗教的真理陈述出来，但不必在逻辑方面有更严密的系统，如果有人将教义系统化，通常这就是神学家的工作。”
古代基督教的教理和教义是具体文化环境的产物。罗马帝国的宗教与哲学在许多部分有重合之处，两者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消融。基督教的原始信仰在圣经经文中的表述具有命令、吩咐、生活规范的含义，而在与希腊哲学争锋的场合下，教理或教义则与哲学的用法大致相同，指神学家的见解、提案或原则。至于这些神学家的见解能否成为公认的，则需经过教会的中介和选择。
基督教在其初始阶段，不仅在宗教组织的外观上，而且在其教义中都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因此基督教也曾被哲学家视为一种神秘教和迷信。但是基督教的奥秘与神秘教的奥秘有一个重要区别。神秘教的奥秘表示生命之秘密，只有入教者才能知道这个秘密，并需发誓不泄露给外人。而在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著作中，奥秘不是指绝对的不可知，也不是只有入教者才能知晓的秘密，而是指在神安排的时刻向世人启示的事情。这种意义与神秘教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没有宣布永生的活神对人是隐秘的，而是认为作为造物主的神会启示他自己，这种启示也能够普遍地被人知晓。所以，基督教的奥秘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启示。
圣经旧约只有《但以理书》的亚兰文部分两次出现mysterion（神秘、奥秘）这个词的对应词，意思是末世的奥秘，指一个只有神能开启并解释的末来世界。但神也把这种奥秘启示给他的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代言人，赎予他们彰显这些奥秘的能力。新约中“神秘”一词出现了三十多次，其中在福音书中出现一次，启示录四次，保罗书信二十一次。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指神的秘密，是目前或将要被揭晓的、由神启示的事，这些事是在特定时间内一举完成的。新约的最大奥秘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2:2-3）使徒的使命正在于按神的启示，“讲基督的奥秘”，“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歌罗西书》4:3）他强调奥秘的内容由神决定，而神已启示出这内容。“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哥林多前书》2:7）世界的创造和结束都包括在永恒基督成为肉身这件事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10）神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神拯救人类的启示在历史中实现于一个人的身上，即神而人的拿撒勒人耶稣。神定意在基督中救人（《使徙行传》4:25-30），在拿撒勒人身上彰显自己。（《提摩太前书》3:10）使徒彼得则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行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彼得前书》1:20）就这样，使徒们把神秘与神的启示相联，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联。与旧约《但以理书》中“神秘”这个概念的含义相比，原先仅指末世事件的奥秘转化为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启示。在这种神秘观的支配下，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不仅相信新约正典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记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且以耶稣的事迹为榜样去传福音。由于有使徒们的权威性的见证，基督徒对圣经所载的耶稣事迹确信无疑。信与不信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成了是否具有基督信仰的根本点。
耶稣没有写过书，他的教训主要由福音书的作者记述下来。福音书的作者对基督教信仰观念的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四部福音书以作者之名为书名。马太据说是最早的使徒之一。他写的福音书描写耶稣的降生及逃难比较详细，特别是东方博士朝拜与大希律王杀婴等章节，为其他福音书所无。马可与使徒彼得有密切关系，后来成为保罗的助手，他写的福音书比较平实。路加本来是个医生，曾经陪同使徒保罗在外邦传道与历险。他描写耶稣的诞生相当细腻。马太、马可、路加所撰福音书有继承关系，被学者们称为“对观福音”或“符类福音”。约翰是耶稣最初的门徒之一，他写的福音书热情奔放而富有哲理与神秘感，但对于耶稣的出生与升天却几乎没有谈及。这些细节上的差异表明，由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差别，福音书的作者们在撰写福音时已经把他们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掺了进去。然而正是他们对耶稣事迹的描述反映了基督教初始阶段信徒们的信仰，也构成了以后历代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起点。换句话说，他们信什么和不信什么对后世基督徒的影响极大。
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基督教最高的神迹”。 圣经中关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与叙述耶稣复活升天是联系在一起的。耶稣死后，他的门徒们四处避难。“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1-4）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而说方言。“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哥林多前书》14:2）从耶稣开始具有的圣灵降临的体验在他死后又在他的门徒中重现了。耶稣升天以后，使徒们也拥有来自圣父的能力。他们不是本身具有赶鬼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路加福音》11:20）在此意义上，圣父和耶稣是同一的，耶稣和使徒也是同一的。“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太福音》10:40）在一个相信神迹、相信精灵附体的时代，耶稣及其门徒们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由“圣灵”运作的宗教。如果基督教始终保持这种原始的状态，那么它就无法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大多数人接受。然而，在希腊哲学的冲击下，在理性思维的运作下，基督教思想家对其基督信仰的描述和解释向着新的方向发展。
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信仰对象，也是基督教的最大奥秘，因此基督论占据着基督教教义体系的核心位置，而其他各种教义则构成基督教教义体系的外围。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首先在圣经中得到粗浅的表述，在希腊哲学的冲击和影响下，基督信仰得到理性化的解释，并逐渐形成了哲理化的系统教义。这就是基督教神哲学的逻辑发生过程。正是因为有了基督教神哲学，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才有了与希腊哲学同等的地位，并有可能取代后者，因为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不再外在于哲学，而此时的哲学（主要是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不是哲学派别）也不再游离于基督教之外了。
通过综合以构成抽象观念的能力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时代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或至少在实行着。希腊人的理智特点在于抽象能力的迅速发展，从而能够把握他们周围的东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相比，哲学所体现的个性和原创性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哲学家成了教师。忠于学派传统的道德责任胜过发现真理本身的道德责任。什么是事物本身的问题与祖师爷对这个问题说过些什么纠缠在一起。学说的文字表达的重要性超过了学说本身。哲学成为对现有被接受的学说的诠释。思想家之间的表达上的差异被夸大了。追求形式上的统一超过了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通俗化一方面使哲学进入了教育，另一方面成为一种宣传。从而使帝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充斥哲学观念，不同的哲学被混合在一起成为综合性的教条。西塞罗在《学园派哲学》中对这种状况有详细的描述。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则写道：“有些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理，有些人说真理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有些人则还在寻求真理。第一类包括那些特别适宜被称作独断论的人，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追随者、斯多亚学派、以及其他。第二类包括克里托玛库斯（Clitomachus）和卡尔涅亚得的追随者，以及其他学园派的人，第三类由怀疑派组成。” 这三类哲学可以笼统地分别称为肯定性的、否定性的、探索性的哲学，但教条主义者显然占了大多数，特别是斯多亚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占据了教育思想领域。
原始基督教显然外在于罗马帝国的上述三类哲学。在原始基督教中，道德和精神的成分不仅是至上的，而且是排斥性的。它涉及的问题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的生活。它用短句表述，是一种寓言式的宗教经文。它没有分辨语词的嗜好，没有细微的思想剖析，没有逻辑论证，没有体系，也不想构筑一个完善的整体，建立体系的意识尚未觉醒。“基督教的最初形式不仅外在于希腊哲学，而且它们还一方面主要诉诸于哲学尚未抵及的阶层，另一方面诉诸于哲学不预承认的标准。”“它诉诸于预言和见证。不是用逻辑证明，而是创造出对耶稣基督的话语和奇迹的活生生的见证。” 因此，尽管希腊罗马哲学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发生碰撞，但还没有出现学派间的抗衡。待到基督教与哲学发生密切接触，希腊哲学的观念和方法大量地涌入基督教，在基督教内部产生宗教哲学或神学学派时，学派间的抗衡就出现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出现。
三、基督教哲学的发展
公元18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了一所基督教的“教理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由皈依基督教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潘代努斯主持，由教会主教监管。这所学校成为神学讨论的场所，学校的教学风格也与古代哲学家开办的学校类同。克莱门接掌学校的管理，为哲学进入基督教教理学校敞开了大门。在这里，基督教思想家吸取了柏拉图主久和斯多亚主义哲学的精华，使之成为服务于基督信仰的婢女。以这所教理学校为基地，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思想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基督教的希腊神学，形成了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神学学派。在这里，基督信仰具有了类似哲学体系的系统教义形式。一方面，这种神学是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犹太宗教哲学演化出来的一种基督教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诺斯提主义的一种积极的批判。亚历山大里亚神学旨在调和基督教与哲学，调和信仰与知识，但这种调和以圣经为基础，以神圣的逻各斯为一切理性和真理的总和。潘代努斯原为斯多亚派哲学家。克莱门和奥利金在皈依基督教以前也都有异教哲学的背景。他们把希腊哲学带入了基督教，但他们仍是基督教的哲学家。在克莱门和奥利金领导时期，这所学校达到鼎盛时期，直到公元四世纪，其名声才衰落下去。如果说当时的罗马是基督教的心脏，那么亚历山大里亚就是它的头脑。
“克莱门是亚历山大里亚神学的真正创始人。” “克莱门是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哲学之父。” 克莱门的神学或哲学既反对诺斯提主义，又反对教会中的蒙昧主义。他广泛地吸取文明世界的思想成果，在沟通东西方文化、融合宗教与哲学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神学风格、逻各斯基督论、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克莱门的著作具有浓厚的理性思辩与探索色彩。他利用希腊哲学思想揭露批判希腊罗马宗教的偶像崇拜和祭祀仪式的荒谬，也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显示东方宗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渊源流长的关系。他采用了泰逊已经使用过的“野蛮人的哲学”这个概念，认为这是神赐予远古时代人类的礼物。古犹太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的历史典籍表明，当时人类知识是融通的，有着共同的来源，都来自神的启示。他也展示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亲缘关系，并以希腊文化晚起为理由得出希腊哲学取自野蛮人哲学的看法。他使用历史资料对比证明希腊哲学来自东方智慧的光大，神部分显示于古代东方人的真理已由耶稣基督完全揭示。
对基督教理性神学或哲学的发展来说，克莱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认为，哲学是联结知识与信仰的纽带，学习哲学可以看作是一项准备工作，可以为那些在基督中完善的人铺平道路。他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信仰先于知识、高于哲学，而且对信仰与哲学的关系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克莱门没有完成基督神学体系化的任务。这项工作是由他的学生，接替他主持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的奥利金完成的。他的《论首要原理》，“不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基督教原理，而且其思想和方法对希腊教会教义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奥利金原先信奉柏拉图主义，后来皈依基督教。据说，他曾去听过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阿漠尼乌·萨卡斯的讲课。 由于这一传说，学者们认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的，但明显地倾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柏拉图主义。” 奥利金刻意探讨柏拉图哲学与《圣经》的协调一致。为达到这一目标，他象犹太神学家斐洛已经做过的那样，用喻意解经法解释《圣经》。他说，圣经有三重意思，“普通人可以受到圣经的身体（我们这样称呼，是从它显而易见的意义而言）的启发；那些高一级的人可以受到圣经的灵魂的启发；至于那些完美无缺的人，可以受到精神的律法的启发，这种律法预示即将到来的好事。正如一个人有身体、灵魂和精神，圣经也有身体、灵魂和精神。” 喻意解经法的运用使他能够将基督教圣经和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而不违背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准则，不脱离他的基督信仰的本位。尽管他的某些观点按后来严格的正统标准曾被当作异端，受到过三次宗教会议的谴责，但他的神学思想与基督教正统信仰在一些根本点上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奥利金本人的兴趣并不在于把基督教信仰弄成一种哲学体系，他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把希腊世界提升到基督教里来。 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基督教的神学模式，影响了整个教会世界。奥利金是基督教中第一个做系统研究的学者，他集教授与传道于一身，从以往各种神学立场与资料中有批判地而又建设性地发掘有价值的东西。他创造性地将圣经信息浸入系统神学之中，从而将注经与神学创造融为一体。
基督教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兴起标志着哲学外在于基督教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基督教有了自己的哲学，它在外貌、方法、系统性、批判性等方面都有了足以与当时的哲学流派抗衡的力量。
有无基督教哲学？这个问题既老又新。海德格尔曾说谈论基督教哲学就像谈论“木质的铁”一样荒谬绝伦， 但我们可以反问海德格尔：为什么谈论“木质的铁”就是荒谬绝伦的呢？一事物具有他事物的性质，这样的事物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不能谈吗？若明白海德格尔这个比喻中蕴涵的前提是信仰与理性的绝对对立，其根本诉求是要求历史与现实去适应概念，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当然也就更不会被他吓倒而不敢使用基督教哲学这个概念。我们在使用“基督教哲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先设定了基督教哲学的存在。对于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种种基督教哲学，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否认它们的存在，而是去认识它们的显现与发展。
一、基督教的护教学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希腊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新约中直接提到过的希腊哲学流派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使徒保罗前往雅典传道，“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使徒行传》17:18)这段经文中“以彼古罗”就是“伊壁鸠鲁”的另一种汉译。从上下文来看，伊壁鸠鲁学派的弟子不是因为保罗反对偶像崇拜而与他争论，而是因为他宣扬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17:32)。这在反宗教的伊壁鸠鲁学派看来当然是一种迷信。但是这样的直接交锋在整个使徒时期（30-110年）都还是偶发事件。当时基督教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还不足以引起异教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的注意。可以说，当时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还是潜在的，仅仅在个别思想家的头脑中呈现。如果说希腊哲学曾经影响过保罗神学，那么这种影响还停留在具有亲缘性的某些希腊哲学观念与犹太教宗教观念的不自觉的揉合的层次上。
到了基督教的护教士时代（110-18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公开化，表现为相互批判与论战，产生了大量的反基督教文献和护教文献。这些论战的内容涉及政治、社会、道德等层面，而对基督教哲学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则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关系的辨明。
现存材料表明，希腊哲学家曾对基督教这种新宗教有过强烈的反应，参与批判的哲学家决非少数。但是这类文献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后来基督教得势的岁月里被毁掉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有一部题为《反凯尔苏》的传世之作，约写于246-248年。奥利金在这部书中集中火力批判一部反基督教的著作。这本反基督教的著作名叫《真正的学说》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异教学者，名叫凯尔苏。原书虽已佚失，但奥利金在对凯尔苏的观点进行详细批驳时，大量摘录了书中的原文。
另据拉丁护教士拉克唐修记载，302至303年，戴克里先和盖勒流都在尼科弥底亚驻节，盖勒流表示一定要镇压基督教，一批新柏拉图主义流派的哲学家也支持戴克里先对基督教的镇压 ；当戴克里先于303年在尼科弥底亚发起“大迫害”时，有两位作家撰写了著作批判基督教，配合这场政治迫害，一位是高级行政官员索喜亚努·希洛克勒（Sossianus Hierocles），其地位相当于执政官，担任庇提尼亚的总督，另一位是经常与皇帝一起进餐的哲学家。 此人姓名不详，有学者认为他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大哲学家，持强硬反基督教态度的波斐利。希洛克勒发表了两篇反基督教的论文，而那位哲学家，按拉克唐修的说法，“呕心沥血写了四十三本书反对基督教”，“在这些著作中，他竭力想要证明圣经的谬误。”
从上述材料来看，哲学家们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批判基督教的神，指出基督教的神也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的；（2）哲学家们意识到耶稣的事迹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于是对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检视；（3）哲学家们认定基督教是对希腊思想的一种剽窃。应当指出，象凯尔苏、希洛克勒、波斐利一类的异教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异教徒。他们有哲学头脑，有理论分析能力。他们对基督教的批判本质上是理性思维对自然主义形态的宗教意识的批判，而非不同宗教之间的抗衡。因此，他们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从外部推动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理论就是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碰撞、交锋的产物。护教士时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哲学，是从护教士时代开始显现的。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护教士可以分为两组：希腊护教士与拉丁护教士。希腊护教论作品产生较早，哲学成分较强，而拉丁护教论作品则迟至二世纪末方才诞生。与希腊哲学家对待基督教的全盘否定态度不同，大多数基督教护教士对希腊哲学持批判地吸取的态度，或者总体上予以否定，而在个别内容和方法上加以吸取。基督教护教论作品也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它不同于圣经经文和布道文，不能仅仅诉诸于神迹和激情，还要诉诸于理性的证明。
希腊护教士夸特拉图最早向罗马皇帝哈德良上书，为基督教辩护。另一位希腊护教士阿里斯提德在他的护教书中考察了希腊罗马宗教、犹太教、基督教这三种不同的宗教，并提出了关于神存在的理性论证。 殉道者查士丁为希腊护教论建立了一种护教模式，为后人所仿效。
被史家称为殉道者的这位查士丁在皈依基督教以前，曾先后接受过斯多亚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哲学。在研究柏拉图哲学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希伯来先知，认为他们比所有那些被尊为哲学家的人还要久远，他们对万物的始终以及哲学家应当了解的事物作出了最古老、最真确的解答。他明确指出，基督教的圣经和柏拉图的哲学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圣经中的神和柏拉图的神都是超越的、永恒的、不变的、无形的、不可名状的，圣经创世记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都认为宇宙是根据神的意志被创造的。“我们所教的东西与希腊人是一样的”， “柏拉图的学说与基督的教训并非不相容的，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相同……因为所有古代的作家通过圣言播下的种子都会对实在有一种模糊的印象。” 基督教的教义与当时异教哲学中最好的部分非常相似，因为，任何民族中的贤哲都受同一种“道”（逻各斯）的启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只要顺从逻各斯的教导和指引，都可作真正的基督徒。柏拉图哲学只要稍稍加以变动和修正，就能和基督教融洽无间。
然而，承认基督教的观念与希腊哲学观念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希腊哲学总体上的正确，恰恰相反，它表明了基督教思想的正确。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关系问题在查士丁这里没有停留在护教士与哲学家相互指责剽窃的水平上，而是深入到对观念相似性的根源的思考中去。查士丁确信，尽管非基督教的哲学中也有真理的成分，但唯有基督教是一切哲学中最真确的，因为这种哲学是由旧约中的先知和神性的逻各斯所训诲的。逻各斯“是我们的导师”，“他既是父神的儿子，又是父神的使徒。” 那普照一切的逻各斯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化成肉身，因此基督是神的完全启示，基督教是唯一最正确的哲学。“天下的一切至理名言都属于我们基督徒”。 基督是导师，这个导师就是逻各斯的化身。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义便与理性哲学尽可能地接近了。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极大地发挥了查士丁的思想。在一个基督徒普遍对希腊哲学表现出敌视态度，把希腊哲学当作魔鬼的产物和异端的源泉的时代，他对希腊哲学的起源和价值作了全面的评估。他清楚地看到，不吸取最优秀的希腊思想成果，他所信仰的基督教决不可能成为一门知识，也不可能具有哲学体系的形式，而这些对于基督教上升为罗马帝国文化的主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至关重要的。
克莱门相信，尽管基督徒与非基督教思想相距甚远，尽管基督教需要严厉地批评希腊哲学与文学，但它还是能从希腊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哲学中学到许多真知。信仰与知识，基督教与希腊文化不必相互冲突。希腊哲学不应象在某些基督教护教士那儿一样，被简单地拒斥或被简单地搬用，它对于沌清思想和深化基督教信仰是有帮助的。对希腊人来说，哲学是引导他们走向基督的向导。“在神召唤希腊人以前，哲学或许是神直接和主要赋予希腊人的。因为希腊哲学是导师，如同律法之对于希伯来人一样，引导希腊人的思想归向基督。” 基督信仰将一直是基础，但它可以伴以希腊哲学传统对基督教信息的阐明。在对希腊哲学的起源和价值做了总体评价以后，克莱门主张有区别地对待个别的希腊哲学体系。他热烈地赞扬柏拉图和毕泰戈拉，谴责伊壁鸠鲁哲学的无神论思想，谴责亚里士多德学派把神意限定于天空和天体运行，谴责斯多亚学派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思想。以后的基督教大思想家在涉及希腊哲学问题时，大部分都持有克莱门的这种态度。
然而，在基督教思想家中，对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持激烈批判、全盘否定态度的人也是有的。查士丁的学生泰逊可能是这种态度的最早代表。他说，希腊人的智慧依赖非希腊人的智慧，希腊人最好的东西都来自非希腊人。从年代上来讲，摩西要比荷马年长，比古老的希腊英雄和希腊神祉间的战争更古老。希腊人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的几何学来自埃及人，希腊人的字母来自腓尼基人，希腊人的造型艺术来自托斯卡纳人，希腊人的哲学也借自野蛮人，希腊人最好的学说，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总之，他贬低希腊精神文化的各个部门，猛烈地痛斥经常自相矛盾的希腊哲学，主张用基督教来代替它们。
一般说来，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持这种态度的思想家都认为，基督教有神的完美的启示，因此，其他类型的宗教启示和哲学的理性都是多余的。这样，在他们的理论中，逐渐形成了启示与理性知识之间的对立。伊里奈乌警告大家提防世俗哲学的臆测，菲力克斯否定哲学家有可能发现真理，认为哲学家拥有的真理是从圣经中借用或偷窃来的。“从先知们的传道中，他们模仿出类似真理的东西来。” 这种对立在阿诺庇乌和特尔图良那里变得更加尖锐。阿诺庇乌采用感觉主义的观点反对柏拉图式的认识论。他证明：一个人从出生起便与世完全隔绝，他的心灵必定是空虚的，而不会得到更高的知识。 由于人类灵魂本性就限于感官的印象，因此，仅靠自己的能力绝对不可能获得神的知识或者获得超越此世的自己的任何命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灵魂需要神的启示，只有相信这点灵魂才能获得拯救。每一位哲学大师总要把自己的意见抬高到定理的高度，而基督徒却一概服从神的启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是无信仰的，因此不存在什么基督教哲学。
作为“拉丁神学之父”的特尔图良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态度更加鲜明。他说：“有哪一位诗人或智者没有在先知的清泉中畅饮过？然而从那时起，哲学家止住了他们心灵的干渴，我们与他们作比较的东西就是他们从我们这里得来的东西。” 他沿续阿诺庇乌的思想路线，认为只要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能的认知活动，那么神启的内容高于理性，而且与理性对立。福音书中的事迹不但不能用理性去理解，而且还必然与世俗见解相矛盾。“此事可信，因为它是荒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正因为它是荒谬的。”按照他的意见，基督教义与哲学无关，耶路撒冷与雅典无关。 他极力反对基督教教义的希腊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代表所谓斯多亚基督教教义的人或者代表柏拉图基督教教义的人。
上述两类对待希腊哲学的态度虽有差别，但对希腊哲学都做出了总体上的否定。以此为前提，肯定希腊哲学价值的基督教教父可以相当自由地吸取适用的希腊哲学语言和观点表述基督教的信仰，建构基督教的教义体系，否定希腊哲学价值的基督教教父也在纠正被希腊哲学家歪曲和剽窃的真理的名目下，做着同样的工作。两类教父也都清醒地看到，希腊哲学并非只有一个体系，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体系。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希腊哲学的价值，都要通过具体的分析批判才能达到目的。在基督教有了自己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之后，基督教就可以在思想和理论领域与各种希腊哲学流派抗衡了。
二、哲理化教义体系的发生
在希腊哲学的冲击上，基督教摆脱其原始神秘教的外观，基督信仰得到理性化的解释和基督教哲理化教义体系的成形是这种思想碰撞和抗衡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和后果。
在基督教中，包括第一代基督徒的个人体验在内的宗教观念首先在圣经中得到描述，主要内容是关于耶稣的事迹和奥秘。这一观念体系以后又在古代基督教作家的各种论著中得到理性的解释和论证，形成了基督教的教理和和教义体系。经过这样一番理性的加工，基督教原先带有十分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内核虽然还保留着，但它的自然主义的神秘色彩得以淡化，经过教会选择的哲理化的基督教教理和教义成为基督信仰的标准解释。
教理一词的英文是dogma，来源于希腊文dokein。希腊文中“dokein moi”的意思是“在我看来”或是“是我所喜悦的”，也有“我已经坚决地决定了某一件事，所以那对我而言是既成的事实”这样的意思。在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研究中，教理“乃是指一种坚定不移的，当众宣布出来的决断或神的预旨，也指学术上自明的真理或是指已经建立的，公认为正确的哲学定理”。 教理这个词与教义（doctrine）基本上是同义词。“但一般讲来，教理比教义的含义要狭窄。教义是直截了当地将宗教的真理陈述出来，但不必在逻辑方面有更严密的系统，如果有人将教义系统化，通常这就是神学家的工作。”
古代基督教的教理和教义是具体文化环境的产物。罗马帝国的宗教与哲学在许多部分有重合之处，两者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消融。基督教的原始信仰在圣经经文中的表述具有命令、吩咐、生活规范的含义，而在与希腊哲学争锋的场合下，教理或教义则与哲学的用法大致相同，指神学家的见解、提案或原则。至于这些神学家的见解能否成为公认的，则需经过教会的中介和选择。
基督教在其初始阶段，不仅在宗教组织的外观上，而且在其教义中都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因此基督教也曾被哲学家视为一种神秘教和迷信。但是基督教的奥秘与神秘教的奥秘有一个重要区别。神秘教的奥秘表示生命之秘密，只有入教者才能知道这个秘密，并需发誓不泄露给外人。而在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著作中，奥秘不是指绝对的不可知，也不是只有入教者才能知晓的秘密，而是指在神安排的时刻向世人启示的事情。这种意义与神秘教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没有宣布永生的活神对人是隐秘的，而是认为作为造物主的神会启示他自己，这种启示也能够普遍地被人知晓。所以，基督教的奥秘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启示。
圣经旧约只有《但以理书》的亚兰文部分两次出现mysterion（神秘、奥秘）这个词的对应词，意思是末世的奥秘，指一个只有神能开启并解释的末来世界。但神也把这种奥秘启示给他的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代言人，赎予他们彰显这些奥秘的能力。新约中“神秘”一词出现了三十多次，其中在福音书中出现一次，启示录四次，保罗书信二十一次。它最基本的意思是指神的秘密，是目前或将要被揭晓的、由神启示的事，这些事是在特定时间内一举完成的。新约的最大奥秘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2:2-3）使徒的使命正在于按神的启示，“讲基督的奥秘”，“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歌罗西书》4:3）他强调奥秘的内容由神决定，而神已启示出这内容。“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哥林多前书》2:7）世界的创造和结束都包括在永恒基督成为肉身这件事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10）神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神拯救人类的启示在历史中实现于一个人的身上，即神而人的拿撒勒人耶稣。神定意在基督中救人（《使徙行传》4:25-30），在拿撒勒人身上彰显自己。（《提摩太前书》3:10）使徒彼得则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行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彼得前书》1:20）就这样，使徒们把神秘与神的启示相联，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联。与旧约《但以理书》中“神秘”这个概念的含义相比，原先仅指末世事件的奥秘转化为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启示。在这种神秘观的支配下，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不仅相信新约正典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记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且以耶稣的事迹为榜样去传福音。由于有使徒们的权威性的见证，基督徒对圣经所载的耶稣事迹确信无疑。信与不信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成了是否具有基督信仰的根本点。
耶稣没有写过书，他的教训主要由福音书的作者记述下来。福音书的作者对基督教信仰观念的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四部福音书以作者之名为书名。马太据说是最早的使徒之一。他写的福音书描写耶稣的降生及逃难比较详细，特别是东方博士朝拜与大希律王杀婴等章节，为其他福音书所无。马可与使徒彼得有密切关系，后来成为保罗的助手，他写的福音书比较平实。路加本来是个医生，曾经陪同使徒保罗在外邦传道与历险。他描写耶稣的诞生相当细腻。马太、马可、路加所撰福音书有继承关系，被学者们称为“对观福音”或“符类福音”。约翰是耶稣最初的门徒之一，他写的福音书热情奔放而富有哲理与神秘感，但对于耶稣的出生与升天却几乎没有谈及。这些细节上的差异表明，由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差别，福音书的作者们在撰写福音时已经把他们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掺了进去。然而正是他们对耶稣事迹的描述反映了基督教初始阶段信徒们的信仰，也构成了以后历代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起点。换句话说，他们信什么和不信什么对后世基督徒的影响极大。
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基督教最高的神迹”。 圣经中关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与叙述耶稣复活升天是联系在一起的。耶稣死后，他的门徒们四处避难。“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2:1-4）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而说方言。“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哥林多前书》14:2）从耶稣开始具有的圣灵降临的体验在他死后又在他的门徒中重现了。耶稣升天以后，使徒们也拥有来自圣父的能力。他们不是本身具有赶鬼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路加福音》11:20）在此意义上，圣父和耶稣是同一的，耶稣和使徒也是同一的。“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太福音》10:40）在一个相信神迹、相信精灵附体的时代，耶稣及其门徒们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由“圣灵”运作的宗教。如果基督教始终保持这种原始的状态，那么它就无法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大多数人接受。然而，在希腊哲学的冲击下，在理性思维的运作下，基督教思想家对其基督信仰的描述和解释向着新的方向发展。
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信仰对象，也是基督教的最大奥秘，因此基督论占据着基督教教义体系的核心位置，而其他各种教义则构成基督教教义体系的外围。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首先在圣经中得到粗浅的表述，在希腊哲学的冲击和影响下，基督信仰得到理性化的解释，并逐渐形成了哲理化的系统教义。这就是基督教神哲学的逻辑发生过程。正是因为有了基督教神哲学，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才有了与希腊哲学同等的地位，并有可能取代后者，因为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不再外在于哲学，而此时的哲学（主要是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而不是哲学派别）也不再游离于基督教之外了。
通过综合以构成抽象观念的能力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时代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或至少在实行着。希腊人的理智特点在于抽象能力的迅速发展，从而能够把握他们周围的东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相比，哲学所体现的个性和原创性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哲学家成了教师。忠于学派传统的道德责任胜过发现真理本身的道德责任。什么是事物本身的问题与祖师爷对这个问题说过些什么纠缠在一起。学说的文字表达的重要性超过了学说本身。哲学成为对现有被接受的学说的诠释。思想家之间的表达上的差异被夸大了。追求形式上的统一超过了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通俗化一方面使哲学进入了教育，另一方面成为一种宣传。从而使帝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充斥哲学观念，不同的哲学被混合在一起成为综合性的教条。西塞罗在《学园派哲学》中对这种状况有详细的描述。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则写道：“有些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理，有些人说真理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有些人则还在寻求真理。第一类包括那些特别适宜被称作独断论的人，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追随者、斯多亚学派、以及其他。第二类包括克里托玛库斯（Clitomachus）和卡尔涅亚得的追随者，以及其他学园派的人，第三类由怀疑派组成。” 这三类哲学可以笼统地分别称为肯定性的、否定性的、探索性的哲学，但教条主义者显然占了大多数，特别是斯多亚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占据了教育思想领域。
原始基督教显然外在于罗马帝国的上述三类哲学。在原始基督教中，道德和精神的成分不仅是至上的，而且是排斥性的。它涉及的问题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的生活。它用短句表述，是一种寓言式的宗教经文。它没有分辨语词的嗜好，没有细微的思想剖析，没有逻辑论证，没有体系，也不想构筑一个完善的整体，建立体系的意识尚未觉醒。“基督教的最初形式不仅外在于希腊哲学，而且它们还一方面主要诉诸于哲学尚未抵及的阶层，另一方面诉诸于哲学不预承认的标准。”“它诉诸于预言和见证。不是用逻辑证明，而是创造出对耶稣基督的话语和奇迹的活生生的见证。” 因此，尽管希腊罗马哲学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发生碰撞，但还没有出现学派间的抗衡。待到基督教与哲学发生密切接触，希腊哲学的观念和方法大量地涌入基督教，在基督教内部产生宗教哲学或神学学派时，学派间的抗衡就出现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的出现。
三、基督教哲学的发展
公元18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了一所基督教的“教理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由皈依基督教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潘代努斯主持，由教会主教监管。这所学校成为神学讨论的场所，学校的教学风格也与古代哲学家开办的学校类同。克莱门接掌学校的管理，为哲学进入基督教教理学校敞开了大门。在这里，基督教思想家吸取了柏拉图主久和斯多亚主义哲学的精华，使之成为服务于基督信仰的婢女。以这所教理学校为基地，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思想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基督教的希腊神学，形成了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神学学派。在这里，基督信仰具有了类似哲学体系的系统教义形式。一方面，这种神学是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的犹太宗教哲学演化出来的一种基督教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诺斯提主义的一种积极的批判。亚历山大里亚神学旨在调和基督教与哲学，调和信仰与知识，但这种调和以圣经为基础，以神圣的逻各斯为一切理性和真理的总和。潘代努斯原为斯多亚派哲学家。克莱门和奥利金在皈依基督教以前也都有异教哲学的背景。他们把希腊哲学带入了基督教，但他们仍是基督教的哲学家。在克莱门和奥利金领导时期，这所学校达到鼎盛时期，直到公元四世纪，其名声才衰落下去。如果说当时的罗马是基督教的心脏，那么亚历山大里亚就是它的头脑。
“克莱门是亚历山大里亚神学的真正创始人。” “克莱门是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哲学之父。” 克莱门的神学或哲学既反对诺斯提主义，又反对教会中的蒙昧主义。他广泛地吸取文明世界的思想成果，在沟通东西方文化、融合宗教与哲学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神学风格、逻各斯基督论、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克莱门的著作具有浓厚的理性思辩与探索色彩。他利用希腊哲学思想揭露批判希腊罗马宗教的偶像崇拜和祭祀仪式的荒谬，也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显示东方宗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渊源流长的关系。他采用了泰逊已经使用过的“野蛮人的哲学”这个概念，认为这是神赐予远古时代人类的礼物。古犹太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的历史典籍表明，当时人类知识是融通的，有着共同的来源，都来自神的启示。他也展示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亲缘关系，并以希腊文化晚起为理由得出希腊哲学取自野蛮人哲学的看法。他使用历史资料对比证明希腊哲学来自东方智慧的光大，神部分显示于古代东方人的真理已由耶稣基督完全揭示。
对基督教理性神学或哲学的发展来说，克莱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认为，哲学是联结知识与信仰的纽带，学习哲学可以看作是一项准备工作，可以为那些在基督中完善的人铺平道路。他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信仰先于知识、高于哲学，而且对信仰与哲学的关系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克莱门没有完成基督神学体系化的任务。这项工作是由他的学生，接替他主持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的奥利金完成的。他的《论首要原理》，“不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基督教原理，而且其思想和方法对希腊教会教义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奥利金原先信奉柏拉图主义，后来皈依基督教。据说，他曾去听过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阿漠尼乌·萨卡斯的讲课。 由于这一传说，学者们认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的，但明显地倾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柏拉图主义。” 奥利金刻意探讨柏拉图哲学与《圣经》的协调一致。为达到这一目标，他象犹太神学家斐洛已经做过的那样，用喻意解经法解释《圣经》。他说，圣经有三重意思，“普通人可以受到圣经的身体（我们这样称呼，是从它显而易见的意义而言）的启发；那些高一级的人可以受到圣经的灵魂的启发；至于那些完美无缺的人，可以受到精神的律法的启发，这种律法预示即将到来的好事。正如一个人有身体、灵魂和精神，圣经也有身体、灵魂和精神。” 喻意解经法的运用使他能够将基督教圣经和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而不违背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准则，不脱离他的基督信仰的本位。尽管他的某些观点按后来严格的正统标准曾被当作异端，受到过三次宗教会议的谴责，但他的神学思想与基督教正统信仰在一些根本点上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奥利金本人的兴趣并不在于把基督教信仰弄成一种哲学体系，他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把希腊世界提升到基督教里来。 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基督教的神学模式，影响了整个教会世界。奥利金是基督教中第一个做系统研究的学者，他集教授与传道于一身，从以往各种神学立场与资料中有批判地而又建设性地发掘有价值的东西。他创造性地将圣经信息浸入系统神学之中，从而将注经与神学创造融为一体。
基督教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兴起标志着哲学外在于基督教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基督教有了自己的哲学，它在外貌、方法、系统性、批判性等方面都有了足以与当时的哲学流派抗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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