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堤：安徽省天主教傳教史（元明清至一九四九年）
一、世界天主教來歷
天主教、佛教與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均產生在西亞。天主教內部，由於歷史、地理及政治背景，又分為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基督教亦稱耶穌教）。
廣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教。廣義的基督教為猶太人耶穌基督於公元三十年左右所創立，是由猶太舊教脫胎換骨而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最初盛行於羅馬帝國。東羅馬和西羅馬的教會，經過長期分歧之後，終於在1054年正式決裂。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教會，稱為「正教」（Orthodox Church），亦稱「東正教」，盛行於東歐及舊俄國，以希臘為中心。在西羅馬的教會，則稱為「公教」（Catholic Church），以羅馬為中心，故亦稱為「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在中國則稱為「天主教」。
到了十六世紀，德國教士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脫離教皇的控制，教皇遂失去北歐教會陣地。馬丁路德所提倡的新教，以聖經為依據，排斥羅馬教皇的權威，這就是「抗羅宗」，也就是「抗議派」（Prostestantism，Prostestant），在中國亦稱為基督教或耶穌教，即狹義的基督教。天主教也可稱基督教舊教，狹義的基督教也可稱為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各派共同的經典為《聖經》（Holy Bible）。《聖經》由《舊約》和《新約》所組成。成書於公元前的經典為《舊約》，成書於公元後的經典為《新約》。合稱為《新舊約全書》，也稱為《聖經全集》，包括《古經》和《新經》。基督教只以《聖經》為依據，天主教除《聖經》外，還相信教會的傳授。
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與宗教改革運動針鋒相對的為耶穌會。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於1534年創立耶穌會（Societas Jesu）。1540年由教會當局批准，推行全球；1773年教會當局命令取締，1814年復興。取締以前的稱舊耶穌會，復興以後的稱新耶穌會。會員稱為耶穌會士（Jesuita），凡是耶穌會士人名之後，往往帶有兩個外文字S.J.，是拉丁文Societatis Jesu的縮寫，即屬於耶穌會者。耶穌會是天主教四大修會之一，其他三會為本篤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這些會士有三個共同的聖願，即絕財、絕意、絕色，也就是不置私有財產，以上級的意志為意志，不貪女色（過獨身生活）。耶穌會士另加一條聖願，即絕對服從羅馬教皇的命令。教皇叫它解散，它就解散。這四個修會，在舊中國，都有他們活動的範圍。特別是耶穌會士，他們在中國做了大量的學術工作和傳教工作。徐宗澤司鐸編著一本《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49年初版，1989年再版），從中可以看見他們的功績。
二、天主教來華
1492年，哥倫布（1451-1506）發現美洲新大陸。1521年，麥哲倫（1480-1521）東來菲律賓。從此殖民主義者及傳教士爭先恐後地奔赴各地。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西班牙人）東來佈道，他經過印度和日本，企圖進入中國大陸而未成功。死於廣東省台山縣一個小島上，島名上川島，時在1552年。這一年，義大利人利瑪竇誕生了。利瑪竇繼承先哲遺志，於1582年來到中國澳門，翌年與羅明堅同抵廣東肇慶傳教，後到南昌、南京，最後定居北京。史家以為這是天主教第三期入華。
第一期為唐朝之景教。據現存之《景教碑》，當時景教頗興盛，有「寺滿百城，法流十道」之句。在唐武宗五年（845），因當時禁止佛教，毀寺殺僧，連累外來諸教，故摩尼教、大秦景教、拜火教，同時皆被禁止，而景教即由此滅蹟。景教是天主教的一個派別，在教義方面，有不同提法。但是在《景教碑》中，看不見其不同之處。
第二期為元朝之也里可溫教。也里可溫為拜上帝之意，也解釋「有福緣的人」。元代各地，如甘州、揚州、鎮江等處，均有也里可溫寺，或稱十字寺。有一也里可溫教人名馬世德，曾在合肥做官，對於修合肥城有貢獻，見余闕《青陽集‧合肥修城記》。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安徽出現最早的天主教友為元朝的馬世德。元亡，也里可溫即絕跡於中國。
第三期為明朝天主教。利瑪竇由廣東、江西、南京而到達北京，同會之士相繼而來者甚衆，其中著名的有湯若望、南懷仁等。據統計，1581年到1780年，在中國活動的耶穌會士，已多至456人，以葡萄牙人最多（153），其次為法國人（96）；義大利人（62）；中國人入耶穌會者也不少（81），還有比利時人、德國人、西班牙人等。陳垣先生有《基督教入華史》及《基督教入華史略》，馮承鈞譯有《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均可參考。（陳垣文章均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在北京、陝西、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甚至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頗為活躍。中國士大夫奉天主教者有徐光啟、楊庭筠、李之藻，稱為教中三傑，或三大柱石。前一人在上海，後二人在杭州。1983年11月8日，為徐光啟逝世350週年，上海方面已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
三、皖籍知識分子與天主教之關係
皖人之奉天主教雖不及江浙人之赫赫有名，但頗多佳話，如盱眙馮應京為利瑪竇的著作《天主實義》，潤色、作序、出版；利瑪竇更以教會的圖畫四幅贈給自己的朋友徽州人程大約，程刻入《墨苑》；陳垣、方豪、向達、王重民等學者均有文論及；《安徽文博》（1980年10月試刊號）曉希有一篇文章《中國墨模的制作及其藝術價值》，也值得一讀；甚至日本學者在《支那版畫史叢考》中，說是：「對歐洲和東洋美術交流的研究作了很大的貢獻」；美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所著《利瑪竇傳》中也作了很有趣的分析（此書已由王政華女士譯出，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1年版）。
《墨法集要》中有利瑪竇贈畫。陳垣有《跋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見《陳垣史學論著選》）。陳先生說：「明季有西洋畫不足奇，西洋畫而見採於中國美術界，施之於文房用品，刊之於中國載籍，則實為僅見。」又說：「末附汪廷訥《坐隱奕譜》羅馬字一則。汪亦徽人，其書刻於萬曆卅六、七年，亦遍徽當世名人題贈。據自跋，此則為萬曆卅三年利瑪竇所贈，《坐隱集》並有《酬利瑪竇贈言》一絕。然試譯之，詞句不可通，蓋割裂《墨苑》利瑪竇贈文及圖說而成，殊可笑也……或三四字，或五六七字，信手剪裁，任意聯綴，不顧其漢音文義如何，欺當時識羅馬字者稀，特取其奇字異形，託之利贈，以驚世炫俗。可見當時風尚，士大夫以得利瑪竇一言為榮也。」
再者，歙人吳中明字知常，號左海，與利瑪竇也有關係，見《洪業論學集》（頁162）。
更進一步談談馮應京。馮應京字慕岡，安徽泗州人，以進士出身，累官至湖廣監察御史。當其在任時，有督稅太監陳奉，在湖廣搜刮民財，肆行不法，巡撫以下各官，皆畏陳奉勢焰，莫敢舉發。獨馮應京守正不阿，以國法裁抑之，且上書問陳奉九大罪，陳不服，亦上書問馮應京。萬曆帝不辨曲直，惟內官之言是聽，降旨將馮公革職，收禁監中。馮公含冤莫雪，氣憤慎胸，當此抑鬱無聊之際，偶得利瑪竇《天學實義》書稿一冊，潛心讀之，津津有味，覺所言皆根據至理，令人本良心之覺悟，不能不認天地有一真宰，為人類之大君大父，而吾人今世之善惡，後世之禍福，亦視人在生向背何如耳。讀竟，如夢初醒，心境豁然，遂決意奉教。適是時，陳奉敗露，而馮公被誣各節，亦得昭雪，遂往見利公，請將《天學實義》書稿，准其付梓問世。利公以文藻未敷，辭之。馮公曰：「方今中國，不識真主，沉迷異端，正如大病垂危之人，急須下藥治之，若必待包裹裝飾，則其人已不可救矣。」遂作序弁首，力主付梓印行。從此《天學實義》一書，流傳益廣，遍於全國矣。因此書尋獲真道，得救靈魂者，不知凡幾，馮公有功焉。（錄自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138-139；馮應京，《明史》有傳，見卷237）。
《天學實義》，又名《天主實義》，有多種版本。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亦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
利瑪竇並有《二十五言》一書，是一本倫理書，二十五節修身格言，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金壇王肯堂亦錄在《鬱岡筆塵》卷三，改曰《近言》，馮應京作《重刻二十五言序》，時在萬曆甲辰歲五月（萬曆卅二年，1604）。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所記馮應京事蹟，是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此書已由何高濟、王遵仲、李伸譯成中文，1983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馮應京事蹟在第四卷第十五章：《兩位引人注目的歸信者》。另一位為浙江人李之藻字我存。
高龍鞶著《江南傳教史》中，亦提到馮應京與利瑪竇之關係：「文士中因利瑪竇而歸依基督的，首推馮應京。」又說：「應京事白獲釋，對教義已有完善的認識。利瑪竇本來可以為他付洗，但恐京中馮氏的仇人乘機陷害，便囑南京諸神父為他行洗禮。應京本安徽泗州人，擬回籍轉赴南京。但天主的計劃，深奧莫測，應京卒於途中。天主不欲應京隨利瑪竇之後奠定中國傳教事業，而另選威望較次的徐光啟、李之藻諸人。利瑪竇日記稱讚應京不止，足見利對應京的重視。這時利瑪竇尚未與徐光啟相識」（見已故周士良譯第一冊卷一下，第十章第四節：《利瑪竇在北京的工作》。周氏譯稿三十餘冊，全部藏於上海徐匯教堂資料室）。
再說一下寧國焦勗和傳教士的關係。《火攻絜要》一書（又名《則克錄》），分上中下三卷，泰西湯若望授，寧國焦勗於崇禎癸未（崇禎十六年，1643），孟夏作序，自稱「後學焦勗謹識」。有云：「惟趙氏藏書，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祝融佐理，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然以事干軍機，多有慎密，不詳載，不明言也，以致茲技之大觀，甚為折衷者之所歉也。勗質性愚陋，不諳韜鈐，但以虜寇肆虐，民遭慘禍，因目擊艱危，感憤積弱，日究心於將略，博訪於奇人，就教於西師，更潛度彼己的情形，事機之利弊，時勢之變更，朝夕講求，再四研求，只為痴憤所激然耳。乃二三知己，誤以勗為深諳茲技，每問器索譜，勗茫以應，因不揣鄙劣，姑就各書之要旨，師友之秘傳，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簡，刪浮採實，釋奧注明，聊述成帙，公諸同志，以備參酌云耳。」所謂「西師」，即西洋傳教士，實際上是指湯若望等耶穌會士。
焦勗接著說：「近來購求西洋大銃，其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敵，更勝諸器百千萬倍」（卷上）。
更進一步說：「世之論兵法者，咸稱火攻，論火攻者，咸慕西洋，此言固為定論。然而西銃之入中國，不止數十餘處，其得利者，止見於京城之固守，涿鹿之阻截，寧遠之殄虜，與夫崇禎四年（1631）孫中丞（孫元化字初陽，《明史》卷248有傳）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殄虜萬餘，是其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敵者此也。及遼陽、廣陵、濟春等地，俱有西銃，不能自守，盡以資敵；登州西銃甚多，徒付之人，而反以之攻我。昨救松錦之師，西銃不下數十門，亦盡為彼有矣。深可嘆者，同一銃法，彼可以歷建奇勛，此可以屢見敗績，是豈銃法之不善乎？抑以用法之不善耳？總之，根本至要，蓋在智謀良將，平日博選壯士，久練精藝，膽壯心齊，審機應變，如法施用，則自能戰勝守固而攻克矣，不則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託不得其人，是猶以太阿利器，而付嬰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資敵而自取死耳。諺云：寶劍必付烈士，奇方必須良醫。則庶幾運用有法，斯可以得器之濟，得方之效矣」（卷中）。
最後他說：「嗟嗟，代不乏人，堂堂中國，豈乏良將，是何國初高皇帝崛起草莽，偏多如許賢者，而能逐胡元於全盛，今金甌鞏固，將士云屯，而反屢挫於小醜，其故何也？蓋以良將之出沒，關世之盛衰，豈今人民過惡深重，獲罪於天，故令我列閫昏懦，縱茲闖賊狂逆，以為假手罰罪乎？安得懇求上帝，回怒發慈，大赦衆罪，速降良將，盡殄妖氛，永建太平，予日望之」（卷下）。
民族英雄金聲，守徽州，壯烈殉國，其女道炤，亦奉教名媛；陳垣先生撰《休寧金聲傳》，以表揚其父女。略云：「時耶穌會士艾儒略、畢方濟以修曆留京師，公車士子，多與往還。聲留京師一年，乙丑（1625）下第，始歸里……崇禎元年（1628），再上公車，舉進士，選庶吉士，與西士遊益密……聲女道炤，年十七，當適楚撫唐暉之孫，已治奩，忽得女書，請從父清修，不嫁。聲大喜，罷奩不復治……女果以童貞入道……」（《休寧金聲傳》已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
合肥龔定孳，即俗稱龔大司馬，有給湯若望祝壽之文，見《正教奉褒》，但龔的文集，有的版本未收此文，因為是在清朝禁教時期刻印的。他雖然同情天主教，但不能成為教友，因為他除正室童氏、繼娶史氏以外，還有側室三人（見光緒《合肥龔氏宗譜》卷一《龔定孳傳》）。此外還有一位莊妍靚雅、通文史、善畫蘭，譜上無名，後來居上的愛妾顧橫波。天主教主張一夫一妻制，禁止納妾，僅此一條，就把許多像龔定孳之流的士大夫排斥在教會大門之外了。南懷仁在其《韃靼旅行記》附記中說：「向中國的成年人中間灌輸基督教義的一大障礙是他們的酷嗜多妻，和宗教思維相比，他們寧願選擇享樂。所以羅馬神父說，在中國，福音只能在貧窮的民間奏效」（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南懷仁著、薛虹譯《韃靼旅行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位極人臣，學貫中西的徐光啟等，好在好在「修身不蓄妾媵」。
宣城梅文鼎、梅X成等在曆算方面，都受過傳教士的影響。郭慕天司鐸寫過一篇《梅文鼎與耶穌會士之關係》，見北平《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三卷第六期（1948，6）；又見天津《益世報》副刊《史地周刊》，星期二第六版（1948，6，29）。
桐城方以智，看見傳教士金尼閣作的《西儒耳目資》以後，在《通雅》中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至於《物理小識》，為方以智的名著，很明顯可以看出他所受「西學東漸」的影響。今人任道斌先生專門研究方以智，著有《方以智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及《方以智簡論》（見《清史論叢》第四輯）等，書中多處提到方與教會人士之關係。
桐城方中履（以智第三子）在《古今釋疑》中論「天地之形」時說：「天包地外，地居空中，自黃帝素問、周公周髀、邵子、朱子言之矣……學者不學，忽聞泰西脬豆之喻，乃驚耳……觀此可知中國之說本明，至利瑪竇入而始暢，其言曰：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地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卷十二）。
又卷十三，在提到曆法時說：「今之法密於古者，曆是也……元史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薛儀甫《天步真原》曰：今泰西之法更精矣，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何以西曆推其經緯，更真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密於古也。」
又卷十七，論「切韻當主音和」時說：「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為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
其他桐城人如姚瑩、吳汝綸等，對於教會及教士都有豐富的知識。姚瑩有《中復堂文集》，在《康輶記行》中有《天主教源流》、《艾儒略四海說》、《艾儒略萬國全圖》、《湯若望地球剖圓圖說》、《南懷仁坤輿圖說》等篇，都與教會有關。吳汝綸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有《桐城吳先生全集》，主張學習西洋科學，聘用傳教士為中國人教書、講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吳汝綸說：「其人多聞見，有學識，其教以愛人謙遜，求改過為要，此亦何惡於人？」（見《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二，答姚慕庭》）。又說：「不知明及國初所用之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熊三拔等，無一非教士也，極其流弊，不過廣傳彼教耳，今日彼教實已通行，豈尚防遏哉？」（同上書，尺牘二，答姚紱臣）
歙縣人鄭復光字元甫，對代數、幾何都有研究，特別是對光學有專長，著有《費隱與知錄》及《鏡鏡詅痴》二書。在《費隱與知錄》中多次提到利瑪竇、徐光啟、蔣友仁，尤其多次提到《泰西水法》一書（熊三拔撰，徐光啟序，收入《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甚至在《五行四行各明一義》中說：「客有問於余曰：費隱與知原本泰西之說歟？曰：然。」
最後我們看看績溪學者胡適對耶穌會士的看法，他在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講演，題為《考證學方法的來歷》，他說：「中國近三百年來思想學問皆趨於精密細緻科學化，一般學者認為係受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華之影響，其立論有二：一、中國大考據家祖師顧亭林之考證古音著作，有音學五書，閻若璩之考證古文尚書，有古文尚書疏證，此種學問方法（考據方法）完全係受利瑪竇來華影響。二、考據學方法，係當時學者受西洋算學天文學影響。」（原注：見1934年一月《大公報》。轉錄自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西士輸入科學方法之影響》，頁7）。
四、信教者之風範
皖省初期奉教之人中，甚至有為宗教流血犧牲者。如南京王豐肅一案，有放政其人，堅決站在王豐肅一邊：「供年三十二歲，徽州府歙縣人。描金生理，先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二十日；有不在官叔方文榜向從天主教，政因此拜從王豐肅」（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頁153）。
還有一個五河人許伯祿協助傳教。高著《江南傳教史》中說：「黃安多殉教時，蘇州府的判牘稱黃由江西南安人謝依納、安徽五河人許伯祿、澳門人談文都，引至江南，先留在常熟，寓居城外徐姓秀才家中。又稱黃在各地傳教，經歷江蘇的……浙江的……安徽的徽州等地，奉教者為數極多」（見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乾隆朝》）。黃神父經歷的地方，按刑部奏章中所載，竟有二十二縣，包括安徽的歙縣。
汪斐理伯，名欽一，安徽歙縣人。汪氏原是徽州巨族，明末清初已有奉教者。欽一隨從黃神父巡行各處，幫助傳教，一連數年。黃神父見他忠誠，便委他幫助談神父。談神父新到中國，不知言語及中國風俗人情，欽一一一指導，故刑案中，稱他「跟隨同行」。及談神父被捕時，欽一不在場，原可逃避，但願與神父同生死，欣然就捕。其後替神父力剖冤枉，不肯誣供，不敢踐踏聖像，受刑極多極重。神父致命後，欽一奄奄一息，因遂放出，旋即逝世。衙門佯作不知，仍朦奏擬杖一百，而其烈魂已在天上了（見徐允希《蘇州致命紀略》，頁57-58）。所謂汪氏原為徽州巨族，也許是汪道昆本族。汪道昆著有《太函集》，頗著名。
安徽人也有入耶穌會者。費賴之編著《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341號為Jacques Cardoso，說他是「安徽徽州人，生於1711年3月12日，1735年2月13日入北京耶穌會初學院，1741年晉鐸」。當時保教權操在葡萄牙人手中，凡是入耶穌會者都得取一個葡萄牙名字，如畫家吳漁山（吳歷，號墨井道人）入耶穌會後，取名Simon Xaverius a Cunha；上面所說的這個徽州人，現在我們連他的中國姓名也不知道了。
《列傳》第423號，是記一位姓姚的神父的事蹟：「姚公，安徽歙縣人，生於1722年，青年時期多次往江西饒州經商，守規蹈矩，為人正派，1761年與教士相識，入教修道，未婚，將家產讓與兩姐妹；1763年入北京初學院；二年後到河南領小品；讀神學後，於1766年晉鐸。回北京轉江蘇；1781年到崇明，1787年南主教卒，他在側。（南主教Laimbeckhoven，南懷仁字峨德，奧國人，老耶穌會士，非天文學家南懷仁）。建立茅家鎮教堂。1796年卒於蘇州，享年74歲，葬於白鶴山，墓碑猶存：姚公若翰之墓。」
現在說一說「者翰林晚年回正路」的故事，此故事已有人編入《美好的故事》（第四冊）。照抄如下：
清代的科舉考試，最後的一級是進士，而進士之中的出類拔萃的分子，才被點上翰林。但自雍正禁教以來，教友無緣去參加科舉考試，所以不再有奉教的進士了，翰林就更提不到了。可是在清朝禁教最厲害的嘉慶年間，卻出了一個奉教的翰林學士，名叫文雅各（雅各是雅各伯的簡稱），他在安徽擔任要職，安徽省舉行考試時，他多次出任學台，這是一個總管科舉考試的官，地位十分重要。他是四川人，出生在一個奉教家庭，那麼，為什麼獨有他參加科舉考試，而又升了大官呢？
原來文雅各生於清乾隆42年（1777），這期間正是教難鬧得兇烈的年頭，他雖然出生在天主教家庭裡，也領過洗禮，但這時天主教是國家禁止的，地方官吏一再地施以殘酷的鎮壓，教友們又得不到支援，因此許多人就離開了教會，文雅各就屬於這一類人。他旣失落了信仰，那就可以去應試，同時也必行些祭祖祭孔等一類的迷信活動。當文雅各在朱洪武的老家鳳陽作知府的時候，有一些知道他歷史的五河縣的教友曾請一位中國神父去拜訪他，他怕受到連累，竟閉門不見。
咸豐元年（1851年，這時已經開了教禁）下半年，有個耶穌會的馬再新神父在五河傳教，教友們又把這位老翰林的情況告訴了馬神父；這時文雅各正在省城安慶，馬神父就給他寫了一封誠摯的信，懇切勸他關心關心自己的救靈大事，信裡還囑咐他至少每天唸幾遍「亞物瑪利亞」（萬福瑪利亞的舊譯）。
這時雖然朝廷解除了教禁，但各地反教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安徽省更是層出不窮。一位熱心的傳教先生準備去傳遞這封信，決心冒著一切艱難把這封信帶給文雅各。傳教先生出發後，馬神父和教友們加倍祈禱，最後終於如願以償。這位老先生讀了信後深為感動，他雖已是七十四的高齡，但仍答應等馬神父下次到南京時，一定前去拜訪。
第二年上半年，文雅各終於和馬神父會面了。文雅各被徹底爭取過來了，他做了三天的避靜，辦了告解，領了兩次聖體。他為了表示悔改的決心，在衆教友面前向那位給他送信的傳教先生叩頭致謝。他在衆妾中選定一個為正妻，並教她受訓領洗入教；其餘各妾，則撥給相當的生活費，在自己宅外各自分居。
這位老翰林歸正後，他不只想到自己回頭後的幸福，回到安慶後，還親自向家人進行傳道，不久宅內增添了新教友二十餘人，不少垂死的病人也在那裡領了洗。以後幾年，他常去無錫拜訪神父。1855年五月底，上海耶穌會神父葛必達巡視西區回到了無錫，適逢老翰林來訪，他很高興地接待了他，因為這位年已七十七歲的老人不惜趕了三十里的路程，穿過了當時太平軍與清兵對峙的好幾個作戰陣地，而特地來辦告解和領聖體。過後葛神父寫道：「他中上的身材，雪白的鬍子，面容溫良超脫，言語清楚，談吐簡潔，為人謙恭誠摯，再加上他的端莊和虔誠的宗教修養，算得上是中國人中的一個完人，也是我踏進中華天朝十一年來唯一所見到的一位。」（葛必達1855年5月24日信）。
法國史式徽著的《江南傳教史》上對文翰林作了結語說：「這位翰林學士的歸正，對這個尚未開教的安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這位道德學問處處受人尊敬的人的感召之下，安徽的前途無量。可是不幸，隨著太平天國戰亂的爆發，文雅各一家破產了，不得不合家逃到無錫避難。以後我們再見到他時，他已是一個貧窮淒涼的人，但他對天主始終很虔誠。」（見薛孔昭：《那不勒斯的一個家庭》，第71頁起：〈一個老官員史〉。葛必達神父的信，見《中國教區年刊》）。
五、反對派之態度
現在略舉出幾個反面人物。反對天主教最賣力者為皖南歙縣人楊光先。他著《不得已》一書，耶穌會士利類思以《不得已辨》一書回敬之。爭論很久，互有勝負。《清史稿》卷272（列傳59）有《楊光先傳》，略云：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在明時為新安所千戶。國初，命湯若望治曆用新法，頒《時憲曆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為《摘要》、《闢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光先編次其所為書，名曰《不得已》，持舊說，繩湯若望。顧學術自審不逮遠甚……是時朝廷知光先不勝任，復用西洋人南懷仁治理曆法……
曆法問題，原是學術問題，但楊光先斥湯若望「所奉天主教為妄言惑衆」，並誣告湯若望「謀反」，致使多人無辜被戮，楊光先自己也被遣回籍，卒於途中。水落石出，湯若望死後才得到平反昭雪。
《湯若望傳》、《南懷仁傳》，均在同卷（272），並可參考。史論有曰：「曆算之術，愈久則愈深，愈進則愈密。湯若望、南懷仁所述作，與楊光先所攻訐，淺深疏密，今人能言之。其在當日，嫉忌遠人，牽涉宗教，引繩批根，互為起仆，誠一時得失之林也。聖祖嘗言，當曆法爭議未已，己所未學，不能定是非，乃發憤研討，卒能深造密微，窮極其閫奧。為天下主，虛己勵學如是。嗚呼，至矣！」
我覺得這段史論，說得很有道理。
其次我們來看看俞正爕。黟縣俞正爕，生於乾隆四十九年乙未（1775），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他有兩篇反對天主教的文章，其一是《天主教論》，他說：「天主教則言耶穌行教；國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真原》、馮秉正《聖年廣益》及《真詮》、《自證》等經，冗鄙無可採語……」（見《癸已類稿》卷十五）。《性理真詮》是耶穌會士孫璋德述；《十誡真詮》是耶穌會士陽瑪諾述；《真道自證》是耶穌會士沙守信述。
其二是《書人身圖說後》，他說：「西洋人羅雅各、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為百支柱，以心則近脊第四栒眼上而居左……其人好傳教，欲中土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臟腑經絡，其能信天主者，必中國臟腑不全之人，得此等人千百，於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當殷然自惜，掉首廢舍，決然捨去者歟」（見《癸已類稿》卷十四）。按鄧玉函有《泰西人身說概》。以上各書，徐宗澤司鐸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均有簡介（徐書，1949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現在我們來看看合肥人李鴻章如何反對天主教。史式徽著《江南傳教史》中說：「鎮江的開教事業必須歸功於不知疲倦的金式玉神父，是他打下了開教的基礎。當他從安徽西部艱苦地遠行回來後，他一心想恢復運河的許多會口。他在丹陽買了一塊土地，可是丹陽的知縣出自李鴻章門下，並執行上司的秘密陰險的指令。知縣竭力反對在他縣治內建立教堂，並把賣土地給神父的賣主關進監獄……」（第二卷，頁331）。
書中又說：「每次創立新事業，每次必須同地方官和文人們作鬥爭。有一些細節令人厭煩，因此我只發表1868年5月金式玉神父的幾行文字，從中我們就能覺察到，當時這些邊遠地區會口的負責人需要多麼大的耐心和忘我精神去進行鬥爭。為每寸土地，每個新建築，我們都得同知縣、總督本人力爭。他們輪流地，有時聯合一起來反對我們。我們提出條約，他們不承認，我們拿出護照，他們不理睬，或裝出恭維的樣子；而我們提議要辦的事情則永遠是反對、不准；有時甘脆斷然拒絕，有時卻給我們提意見，而同時煽動紳士、文士與民衆起來反對」（同書，頁337-338）。
又說：「1879年，還有其他河南來的教友，請五河本堂德懷璋神父到安徽邊緣的亳州，以後他就常去走訪他們。但是由於地方官及紳士們的反對，始終沒法建立起一所固定的教堂」（同上書，頁338）。
南京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已經看到，雷遹駿神父不管李鴻章怎樣惡意反對，用絕大的毅力才在這座大城城垣之內造了一座神父住院。由於總督馬新貽的保護，才使這座新機構免於徹底毀滅」（同上書，頁338-339）。
1865年，法國駐北京的新任公使柏爾德密先生為各教區獲得了與衆不同的可貴的便利。2月20日，總理衙門函告：「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買置田地房屋，其契據內寫明立文契人某（此係賣產人姓名）賣與本處天主堂公產字樣，不必專列傳教士及奉教人之名。」
「郎主教擬根據1860年的條約，並利用柏爾德密的協定，發展傳教事業時，一開始偏逢著這位三十多年來對教會和列強有不解之仇的李鴻章。自從太平天國失敗後，他一躍成為兩江的署理總督（1865年至1867年）。我們已經看到，他在戈登軍隊協助下打進蘇州後，就解散了歐美將官，獨佔戰功。他的一貫攻策是頑固地反對西方的一切進步，寧可使國家受害而只要自己不丟掉烏紗帽。」
「就是由於他暗地裡下了密令，使柏爾德密協定成為一紙空文。我江南教區卻最先遭到他旣狡猾又頑強的反對」（見同上書，頁136-137）。
六、遍地開花
史式徽《江南傳教史》中說：「李鴻章阻止傳教士進入安慶比阻止進入南京更激烈。因為安徽是他的出生地，他認為在他任職期內，洋人侵入他的家鄉，對他真是莫大的恥辱」（第二卷，頁151）。想不到天主教已先後從四面八方傳入江淮大地，於1896年，在李鴻章逝世前五年（他生於1823年，卒於1901年），已傳到了他的老家合肥。我們在故紙堆中發現了傳教士在合肥所作的最早的紀錄，當是德國人戴爾第（P. Twrdy）親筆寫下的紀錄，特影印如下，大意是說：
1897年廬州府天主堂大事記
房屋購於1896年一月份。士紳想方設法使契約作廢。但是官府，尤其是王五老爺不敢承擔此責。一年之內，只有一個看房者住此屋內，因為三四月間發生了可怕的蘇家埠教案，傳教士受到威脅，阻止了傳教士視察此站，又因八個月的官司懸而未決，而且傳教士不在家，就無法給他提供視察的機會。
最後於1896年十二月聖保祿歸化日（現為陽曆1月25日），傳教士回到了任所，到處受到很好的接待，同時老百姓有人散佈謠言，有人相信謠言。二月間，開始給神父修建三個房間作為任所，到六月才完工。可惜房內濕氣太重，也許是由於北邊鄰居之牆靠得太近所致。
散發了許多經書。雷麻店有一舊軍人，轉業行醫者，進了教；傳教很熱心。
附註：原文拉丁，未署名，當是戴爾第所記。
《清史稿‧南懷仁傳》云：「方聖祖（康熙）用南懷仁，許奉天主教，仍其國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時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餘所。雍正間，禁令嚴，盡毀去，但留京師一所，俾西洋人人監（欽天監）者居之。入內地傳教，輒繩以法。迨停西人入監，未幾海禁弛，傳教入條約，新舊教堂遍內地矣。」
清末經馮煦編輯成書的《皖政輯要》（未刊），其中關於皖省天主教之論述，有云：
中國允許西人租地建堂，實始咸豐庚中（咸豐十年，1860）之約（即中法北京續增條約），其先或禁或弛，要不過外人傳教，華民習教而已。然據清初記載，當明之季，開堂者十三省中已有十三處，而江南一省為最多，其在淮、揚、鎮、蘇、寧五府及常熟、上海兩縣者凡七處，時皖與蘇、寧猶未分省，而涉及皖境者蓋無一焉。查皖省設立教堂，以五河為最早，實軔於道光（1821-1850）季年。考其教必自淮、揚傳入。觀於泗屬教堂仍有隸揚郡司鐸管理可知也。
其實五河和婺源早就有教堂和許多教友。史著《江南傳教史》中說：「在十七世紀末期，安徽開始有教堂。一個比籍的耶穌會神父衛方濟被許甘第大的一個侄子（徐光啟的親戚）邀請到五河，並在那裡付洗了幾百個人……1720年，法國遣使會神父已在五河等地有了固定的住院……在安徽，除了教友比較多的五河以及南部的董門外，對傳教來說，還全是荒地」（第一卷，頁9）。
民國年間，程演生輯《安徽宗教考材料》（安徽省博物館藏有抄本）說得很清楚：「嗣是金陵教士傳入安慶，河南教士傳入潁州，江西教士傳入婺源、秋浦，湖北教士傳入六安；於是教堂遍設，教徒日增。光緒二十八年（1902）總理衙門（後改外務部），通行各省飭屬查造教堂數目，頒行格式，遵填具報，於是皖省乃有教堂造報之冊。」程演生所輯《材料》，主要根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冬季各州府縣的報表。按此報表，馮煦已收入《皖政輯要》。
「當明之季，開堂者十三省中已有十三處……而涉及皖境者蓋無一焉。」到了後來，「各省天主堂已三十餘所」時，皖省還可以說是空白。而到「新舊教堂遍內地」時，皖省卻佔相當比重。請看《皖政輯要》中的統計：全省共有大小天主教堂283所，基督教堂217所，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僅宣城一縣就有大小天主教堂26所，寧國府屬大小天主教堂共四十五所，即宣城廿六、寧國縣十五、涇縣三、南陵一、旌德無、太平縣未報。池州府屬大小天主教堂共四十七所，即貴池八、青陽七、銅陵五、石埭二、建德十八、東流七。
再舉一個山區的縣份為例。《霍山大事記》中有《清光緒間張正金教案始末記》一文，開頭就說：「清光緒末年，西人傳教，勢力膨脹，霍山小邑，教堂多至十餘處」（沈利川、劉和齋採輯，安慶市圖書館藏有抄本）。而且霍山境內早於六安，更早於合肥。亦可證明「湖北教士傳入六安」之說。霍山舊屬樓房、前畈、趕鐘山等處教堂，現屬金寨縣。《金寨縣志》已正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內有《宗教志》，可供參考。教堂所有的建築，也是數一數二的。李則綱在《安徽歷史述要》中說：「本地區較大城市的古老建築物，過去多為僧道兩家的廟宇，後來則為天主、耶穌兩派的教堂……」（下冊，頁656）。
七、安徽教案
現在我們談談教案問題。關於教案問題，前幾年許多專家、學者在四川開過一次會議，其結果已見報端。安徽教案是安徽教會一大污點。關於教案，安徽人陳獨秀也有過評論。現在我們只將《皖政輯要》的論述轉錄如下：
自許華人傳習西教，於是乎始有教案。皖之先楊光先者，歙之新安衛人，著《不得已》一書，專闢西教。其時景風未熾。光先以欽天監正，推閏失實，為西士湯若望中傷以死。事因推步，其實楊、湯之恨，以天主教也。談教釁者，或溯光先，可以為闢教之魁，不可以為教案之溯也。今之教案，大抵起於藉端滋事者、多欲弭而息之，曰推誠，曰執平，以名譽動教士，以鄉情感教民，道在地方官潛默消化而已。皖之教案，以光緒二年（1876）皖南白蓮教混入天主教一案為最大，然亦無擾於大局。其餘或涉及贛、鄂，皆以教案始，以教案終。茲裒集大小各案，錄具首尾，件系於冊，俾辦茲事者有所依據，亦教務得失之林也。並註明教案之類別。教案類別有三：一經外國公使、領事，照會外務部，本省督撫定擬奏結之案；一由督撫飭本管道府，會同總主教議結之案；一州縣判結之案。
現將各案目錄及結案情況摘抄如下：
1.銅陵縣大通鎮擠壞教堂板壁床桌等物（同治十一年，1872）。
由縣飭令首事之周賢海修復賠償並監禁。
2.建平縣（今郎溪）歐村教堂被毀，延及宣城、寧國、廣德等處，教堂均被打毀（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已屆陽曆1877年2月10日）。
由江督派員督同本管府縣，嚴密查拿犯首，予以正法、流杖有差，所有被毀各處，飭令地方官，量予撫卹。
3.建平縣教士買田為教堂產業（光緒五年，1879）。
由縣申奉督撫致函法領事諮商，即為建造教堂。
4.廣德客民私將官路烈女冡賣與教堂（光緒七年，1881）。
由州詳捧巡撫批飭勘訊，將賣主責釋，旋與法司鐸商允買地兌換，由縣另買左近田畝，捐廉建造教堂。
5.亳州賣屋毀堂（光緒七年1881）。
經州詳奉巡撫委員，並兩案一同查辦，最後議將城外河北官基一段，代買建堂，以銷趙案；損失各物，無論虛實，酌量認賠，以銷靳案。
6.建德縣（今東至縣）青山橋教堂被劫（光緒十年，1884）。
經縣稟奉督撫委員會勘，酌賠關緝。
7.蕪湖天主教堂被匪造謠惑衆焚毀（光緒十七年，1891）。（《皖政輯要》無，茲從《安徽通志外交考稿》、《安徽宗教考材料》補入）。
由督撫派員查辦，將匪徒正法監禁，一面緝拿逃匪，並籌款賠償。
8.霍山縣民張正金被教士指控，主唆教民反教，並勾匪焚毀教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
經督撫批，緝拿首要，捕獲張犯，死於太湖，由縣賠償教堂及教民卹金共七千兩，並將從犯監禁。
9.建德縣木塔口、洪家亭、楊林河三處教堂被匪焚劫（光緒三十四年，1908）。
經縣詳奉督撫批，緝拿匪犯，並由省支應局撥償二千八百元，交該教士自行修復。
總之，《教務教案檔》及《教案資料匯編》等書，或多或少，或詳或略，均有安徽教案資料。《益聞錄》以及教會各種刊物中所載資料更多。今人關於教案之論述，散見各報刊者頗多，如《安徽史學通訊》、《安徽史學》等。《安徽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1983）載有孫義棟《霍山張正金領導的反教抗清鬥爭》，可供參考。外文方面，法文雜誌《中國通訊》（Relations de Chine）（1906？）頁183-188，有一篇很詳細的報道，題為〈霍山之亂〉，是當時安慶總鐸法國人費善騫寫的（1906年2月6日）。
八、安徽三教區
清朝的江南省包括今安徽及江蘇。到了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撤銷江南省，分設安徽、江蘇二省。安徽二字，是取安慶府及徽州府兩府第一字而成。以前天主教則稱江南教區或南京教區。到1921年安徽始脫離江蘇而成為代牧區，轄全省三道，即蕪湖道、安慶道及淮泗道。主教為胡其昭，駐蕪湖。1929年，安慶又從蕪湖分離而成安慶代牧區，主教梅耿光，駐安慶。同年，淮泗道又從蕪湖分離，而成為蚌埠代牧區，主教柏露悌，駐蚌埠。蚌埠由義大利耶穌會士管理，蕪湖、安慶則由西班牙耶穌會士管理。
蕪湖教區轄：蕪湖、當塗、宣城、郎溪、廣德、寧國、旌德、績溪、休寧、婺源、祁門、太平、石埭、青陽、銅陵、南陵、繁昌、無為、含山、及歙、黔、涇、和、巢等廿四縣。司鐸30，教友32880，保守（望教）15662；座堂在蕪湖。
安慶教區轄：懷寧、合肥、霍山、貴池、六安、盧江、舒城、宿松、太湖、桐城、東流、潛山、秋浦、望江、英山、立煌等十六縣。司鐸28、教友22410，保守10181；座堂在安慶。
蚌埠教區轄：鳳陽、鳳台、全椒、懷遠、霍邱、渦陽、來安、靈璧、蒙城、太和、盱眙、天長、定遠、五河、阜陽、潁上、嘉山、及壽、滁、亳、宿、泗等二十二縣。司鐸17，教友37815，保守10979；座堂在蚌埠。（見《聖教雜誌》1931年10月；1934年8月）。
1937年由蕪湖教區析出的皖南屯溪監牧區，轄：歙縣、績溪、休寧、黟縣、祁門及婺源等六縣。西班牙聖母聖心孝子會傳教士管理，全區教友約三千左右（見「寵光社」1937年，112、120、130各次通訊稿）。先是，屯溪監牧區醞釀已久。曾在開封大修院教書的聖母聖心孝子會神父扶直義（P.J. Fogued）多次與蕪湖胡主教接洽，達成協議。1933年10月間，首批傳教士來華，由扶直義率領，成員有賴神父（P.S. Alfajeme）、蓋良才（P. Casado）、安邦久（P. Gandol）、馬國棟（P. Mayorqú）、翁神父（P. Unduraga）和一位輔理修士薄道明（H. Bolinaga），取道蕪湖、宣城、涇縣，到達徽州。
當胡主教逝世時（1935年8月23日），這地區還屬於蕪湖代牧區，直到1937年2月22日，宗座體制規定，組成「屯溪監牧區」，才正式從蕪湖代牧區劃分出來。同年秋季，無情戰火燒到了那個山區，傳教士毅然屹立在廢墟之間，在危險中，他們像仁愛的天使，忠於職守，譜寫著顯耀公教的光輝篇章，崇高慈悲的篇章，卓越英雄的篇章。（見蕪湖教區張鳳藻主教編寫的《蕪湖教區史》，抄本）。
全省教務統計，因文獻奇缺，無法列舉，今略舉數項如後：
據1901年統計，安徽全省共有教友12408（見Catalogus，頁100-101）；
據1910年統計，安徽共有大小教堂319所，教友35261，保守65092（見《聖心報》276號，1910年5月，頁156-157）；
據1917-1918年統計，全省教堂439，教友66268，保守59063（見《聖教雜誌》1918年10月，頁472-475）；
據1921年統計，全省教友73912（見Catalogus，頁100-101）；
據1926年統計，全省教友79856，保守43833（見《聖教雜誌》1926年1月，頁43）；
據《安徽大辭典》載：1949年全省共有天主堂77座，公所247個，傳教人員601人（其中外籍195人），信徒13萬（1992年版，頁524）。
1937年有墨西哥耶穌會士陳興華（P. Pardinas）等來安慶教區參加傳教工作，以後又有哥倫比亞耶穌會士丁惠如（P. Alberto Martinez）、鄧念慈（P. Bernado Acevedo）等接踵而來；前者擬在合肥成立合肥教區，後者擬在六安成立六安教區。均未能成功。
安徽三教區到1926年才有外國修女來皖參加工作。1926年西班牙聖母贖虜會修女始至蕪湖，從事教育；到1949年已有10位修女在蕪湖工作；1927年，義大利烏蘇拉會修女到蚌埠，到1949年已有21位修女在蚌埠工作；1931年西班牙耶穌孝女會修女到安慶；1949年已有13位修女在安慶工作（可參考倪化東編著《天主教修會概況》，香港版，1950）。總之，這些修女在教育及醫務方面都有出色的貢獻，如安慶耶穌孝女會還在北平八道灣主持盛新女中，成績斐然；蚌埠烏蘇拉會辦崇正女中，至今還有人讚不絕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她們對於救死扶傷，也抱著獻身的精神，至今蚌埠堂內還保存一方《蚌埠天主堂女修院費院長曁諸位姆姆各女修士功德紀念碑，撫摸久之，不忍去焉。其文曰：
西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釁起於平津，延及江淮，其明年二月一日，淮右之蚌埠遂亦淪陷，而市民之孤老病弱不克去者，相向號泣，莫知死所，可謂極人世之慘矣！於是蚌埠天主堂女修院本天主好生之德，不忍坐視無告民眾阽危而莫之救也，故有救容之策劃，遂將東西兩堂屋宇劃出一部分，為難民棲止容留，計達五千人之眾，尤以婦孺為多；而衣之食之，其有疾者並醫治之；凡十閱月，則費院長暨諸姆姆同各女修士，日夜盡力，未嘗少懈，事無鉅細，各有£££禮相加者，則院長姆姆執義抗諍，不避權威，因而婦女之£操，兒童之安危，賴以保全者更不可勝數也。今市廛已復，各安其居，而受惠之難民，得以全其身命，能有今日者，咸以為大德不可一日或忘，爰請為文，以記其事，壽之貞石，俾垂永久。
中華民國紀元二十八
西曆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歲在己卯十月
蚌埠紳商各界代表（名單）
在八年抗戰期間，我省各大城市相繼淪陷，傳教士大量收容難民，治病救人，不遺餘力，他們的英勇行為及博愛犧牲精神，使群衆對天主教的傳教士和教會產生了良好的印象，從而使許多人幡然皈依了天主教。可泣可歌的事蹟很多，蚌埠功德碑，僅是其中之一斑。我曾看見貴池人民，在墨神父（P. Eusebio Merino）死後，也為他立了一個豐碑。
在安徽傳教的司鐸，絕大多數為外籍耶穌會士，而本籍司鐸則寥寥無幾，今查史冊，僅得二十餘人；如孫文振字士章，聖名味增爵，五河人，生於1868年，1893年入耶穌會，1900年晉鐸；1911年卒於蕭縣，葬於戴套樓。劉世俊字子驥，聖名伯多祿，寧國人，生於1896年，1092年晉鐸；張綸佐字正贊，聖名老楞佐，廣德人，生於1870年，1898年晉鐸；此二位均於1893年入耶穌會。此外還有謝書麟字懷義，聖名依納爵，故亦名奕，建德人，生於1882年，1912年晉鐸；陳聞政字尹東，聖名瑪竇，故亦名謀道，青陽人，生於1886年；蕭傑一字漢輔，聖名伯多祿，懷寧人，生於1887年；鄭著式字仰承（即鄭連城）鳳台人，生於1886年。徐忠全字哲人，以字行，聖名類思，六安人，生於1897年，1929年晉鐸，從轉入南京教區，1958年11月10日卒於台北市。此外還有張敬業、胡硯樵、鄭照民、張義舟、湯開三、殷方、楊堤、張鳳藻、許欽忠、沈世安、劉勤書、溫知新、曹庭啟、蘇餘生、方安桐、陳茂元、張志遠、張載雲等。
早在江南教區時，各教堂就有守貞的姑娘在裡面服務，稱為獻堂會修女或女先生，她們教兒童識字，教望教者經言要理，並行醫看病，尤其會看婦科和小兒科，一年到頭，默默地奉獻，但是當時大都是江蘇人，到了安徽成立教區時，她們還留在安徽工作。後來安徽三教區，自己成立了聖母院，逐漸培養出一大批德才兼備的修女，接替了老一輩的工作。在培養本籍修女方面，三個教區都有你追我趕之勢。保證每個堂區至少有兩位這樣得心應手的助手。
結 語
我述〈安徽省天主教傳教史〉，起自元、明、清，止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篇章，無暇顧及，最好留待後人去評說。
參考書目
- 《江南傳教史》，史式徽著，原文法文，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由丁宗傑等執筆；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
- 《江南傳教史》，高龍鞶著，原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石印本，由上海周士良譯出，譯稿三十多本，藏上海教區圖書館資料室。
- 《皖政輯要》，光緒末年馮煦主編，手抄本，安徽省圖書館藏；其中有《教堂》和《教案》等篇。
- 《正教奉傳》，海門黃伯祿斐默氏編輯，包括朝廷恩旨，中外大臣奏稿、手諭，並道府州縣告示；上海慈母堂排印本，序作於光緒二年（1876）。
- 《正教奉褒》，黃伯祿斐默氏編輯，自序云：「癸未（1883）孟夏，有友來訪，詢及中朝重教顚末，余歷舉所知告之。友旣去，遂編成帙，而書其緣起於簡端」。有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慈母堂第三次排印本。
-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蕭若瑟著，獻縣1937年版。
- 《聖教雜誌》。
- 《聖心報》。以上兩刊，為天主教歷史悠久之刊物，歷史資料頗多。
-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陳垣為宗教史專家。
- 《益聞錄》，安徽省圖書館藏有46大本（合訂本），均蓋有 "蕪湖耶穌會書房" 橢圓形印章。有1884年以後教會資料。
- 《安徽宗教材料考》，民國間程演生輯，安徽省博物館藏有抄本。
- 《蕪湖教區的歷史和事業》（La Misión de Wuhu, su Historia y sus Obúras）蕪湖，1940年；另外，安慶、蚌埠兩教區為慶祝 "耶穌會成立四百週年"（15040-1940），亦編印此類史冊，但今已成為鳳毛麟角了。蚌埠執筆者為包志仁神父（P. Ferdinando Bortone），安慶執筆者為都光中神父（P. Marcelliano Turiel）；蚌埠史是用義大利文編寫的，安慶史是用西班牙文編寫的；均附有多幅揷圖。
- 《耶穌會會士錄》（"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S.J., qui Evangelio Chris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上編1552-1779年；下編1842-1921年；附錄1842-1937年。
- 《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耶穌會創立四百年紀念（1540-1940），徐宗澤編著，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再版。
- 《安徽歷史述要》，李則綱著，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出版，1982，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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