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题记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

陈村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各宗教的走向

1995-96年,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组织“中心”成员及部份大学生、研究生,在当地教徒和教会的支持与合作下,进行了“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和民间宗教、民间信仰 的走向”的实地调查。考察的地区有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嘉兴等所属的十一个县市,覆盖三种类型地区:城市、农村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兴港口和城镇。本课题是“亚联董”(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资助项目。所有这些调查都有统一的计划和提纲。调查成果有可靠的数据和定量分析。遵照所在地区教会或政府主管人员的要求,调查报告不予发表,所涉人员的姓名和数据除特殊需要外不予公开。但是对方体谅我们研究人员的需要,同意我们在论文中引用有关资料。本着这个原则,我们撰写了这份研究报告,报告所得结论代表我们的见解,与被调查人无关。这些结论是依据资料分析而来的,结论本身无任何倾向性、政治性。不同立场,不同需要的人(包括教会、学术团体或政府部门),利用这些材料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进一步引申所得结论,与我们调查人员无关。

一、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当代佛教与道教

浙江省是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江浙财团在经济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浙江省奉化县是蒋介石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浙江省一直是上缴国家财税最高省市之一,在上海、辽宁、江苏之下,北京、天津、广东、山东等省之上。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温州地区跃居全国乡镇企业之首,全省形成了一批新兴城市和港口,例如椒江、镇海、龙港及义鸟全国小商品集市,濮院全国羊毛衫集市等。在历史上,浙江天台县是佛教天台宗发源地,舟山普院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另三处是四川峨嵋山、山西武当山、安徽九华山)。南宋以来,宁波、临安是佛教南禅主要基地之一,衢州还是“南孔”(“北孔”为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所在地。杭州的葛岭是道教主要基地之一。所以在中国佛教、道教史上浙江都有相当地位。

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及宗教政策(主要体现是众所周知的1982年的“十九号”文件),为各种宗教的发展创造了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宽松气候。但是佛道的复更生比基督教慢,原因是第一:佛道与民间信仰纠葛不清,而民间信仰自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以来,就被当作“封建迷信”,作为反封建主义的内容之一,所以在1950-52年教堂基本维持的时期,寺庙与道观已有不少被改作它用,作为镇村公所,小学,或是县镇机关所在地,有的被拆毁,这在全国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从调查报告及《地方志》中综合了一组资料,对比考察1950-1956年佛、道、耶的堂点,教徒和神职人员的沉浮与升降,说明这一时期佛道递减最多。第二:基督教有一批神职人员和教徒骨干在1958-59,1966-76年两大运动打击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 佛道的崇拜者甚多,不过仅是“求神拜佛”而已,没有宗教组织和统一教义,1950-52年“土改”和反封建之后急骤下降。道士、和尚大都来自农村,回家还俗者才能分到土地(甚至还有住房和“浮财”)。所以许多寺庙和道观没有或甚少神职人员,有的仅一、二个看守人员。即使是世界闻名的杭州灵隐寺,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时,也得想方设法临时拉一些人剃头削发充当和尚,应付场面。

八十年代初宗教复更生初期,地方政府资助佛道恢复宗教场所的经费,按平均数还大于资助教堂的数目,但是佛、道恢复的速度却稍逊于基督教。佛道的复兴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旅游业的兴起。“天下名山佛道占”。这些名山和寺庙道观顿时成了熙熙攘攘的“旅游胜地”。门票,香火,奉献骤增。海外华侨及日本、南韩、东南亚来华人员对佛道景点的捐赠超过基督教。尤其是闽、粤、浙等地华侨众多地方,回乡探亲的华侨对教育和慈善事业多有奉献。地方修庙建寺有相当部份来自华侨,和当地的发迹“个体户”、“专业户”。八十年代初农村陆续取消“人民公社”,分离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长期固定到个体农户,同时允许农民发展畜牧、烧砖瓦、兴办个体家庭工业、手工业,允许个体经销。这样由农村首先实现了成功的改革。经济上翻身的农民和专业户,支持了本文第二部份说到的“民间崇拜”,以及这里论及的佛教寺庙与道观。1993年,继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明确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正式承认市场经济非资本主义独家所有。这样,全国兴起了“全民经商”热潮。市场经济热潮对佛道的负面影响下面会谈到,这里先说正面的作用。首先是佛道的经济收入大为改观,至于具体数目他们一概保密,外人不得而知。有人说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佛道也不如九十年代那么富有。这是否属实,本人未加考证,但是至少有相当部份的可靠性。雄厚的财力支持了寺庙道观的修复、重建、改建或扩建,支持了佛道的研究及古迹的保持与维护,也为佛道神职人员的来源与培养创造了物质条件。比较而言,应该说佛教比道教的景况更好些,细节方面不在此赘述。其次是同海外的交流超过基督教。佛道名寺、名山及门派发源地(例如天台宗)来往频繁,接受捐赠也比基督教方面多。1995年12月本人参观了广州与汕头之间的惠州道教胜地,香港道教方面人士资助他们重新翻建,气势雄伟,蔚然壮观。

现代化与世俗化相伴而行。市场经济同时带来急功近利和一个时期的“道德沉沦”。这样,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又给刚刚复兴了的佛道带来令纯正的神职人员头痛的下列负面影响:

1、佛道圣地一概成了旅游胜地。人们大都不为朝圣而来,虽有不少虔诚的香客,然而他们是花钱买香火来同神作交易的:求菩萨助我发财升官,功名成就,录取入名牌大学,生个儿子,娶个好老婆,嫁个好丈夫,……等等。某某寺某某菩萨专司生育,不少年轻夫妇虔诚跪拜的目的是保佑他俩生个男的,千万别生个女的。果真生个男的,来年格外酬谢。倘若是个女的,那就对不起了。

2、本来是灵修场所,如今是闹市、餐饮业、服装、香火、工艺品的销售点,充塞庙门外空地。兜售香火和伪劣产品的男男女女,一见外地游客就蜂涌而上。这些景点愈有名气就愈失去灵气。在泛滥弥漫的铜臭味的间隙中领略佛性实在要有相当的涵养。
3、杭州XX寺一张门票八元五角人民币,进庙又是八元,为1991年的三倍,1981年三十一倍(当时是五角钱)。香袋上盖个章三元,香火蜡烛十元几十元不等。更有些寺庙道观为华侨或有钱人念一场经,做一次道场由对方提供高额资助(顺便提一句基督教是不会专门为富人做一场弥撒的)。有的寺庙发生经济纠葛,因收益不均,甚至发生和尚贪污打架的事。

4、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胎之后,经济发达地区都不愿自己子女出家,子女自身也极少有出家的念头。有一批神庙靠外来和尚、尼姑、道士和道姑等外来户,当中仅少部分是虔诚信徒,相当一批人以此作谋生职业,赚了钱就回家娶嫁,生儿育女。 闽浙交界有个神庙,古代以圣水称奇,58年及文革中有被逼婚嫁者,如今却有自觉自为者。

以上决非个别现象,是有相当的典型性。当然不是一概如此,有的寺庙、道观经济上还相当困难;有的和尚、居士、道士、道姑潜心向佛、向道。不仅是老一代,还有年轻一代的一些神职人员,立志终身奉献。调查中有两份报告,其一是宁波市一寺庙和尚的论述,谓世俗化和市场经济不影响他们的灵性的提高;其二是温岭市一个区的报告,论述佛道占主要影响的地区,佛道对文化有显著影响,呈现某种“亚文化”现象。 所提供的论据,都有一定道理,值得进一步观察。

从已有调查资料看,佛道二教的走向有几点值得注意:

1、佛道的水准在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生活影响下会有所降低,相当一个时期内难有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修炼的高超法师和道士。

2、佛道的研究在佛门道观外的研究机构会有长足的发展。从1980-1996年大陆关于宗教类的文章目录可以看出,这类研究论文和著作成倍增长。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几年也有显著发展。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知学者任继愈教授主持的《大藏经》标点,几个人耗费十多年已全部完工并全部出版。全国的道教研究中心,聊希泰教授主持(已退休)的四川大学道教研究所作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及《中国佛教史》前三卷已出版,这些是前所未有的。

3、种种迹象表明,佛门道观会更进一步向世俗生活靠拢,并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信仰融合。杭州灵隐寺最后一个殿叫药师殿,专伺医药康健,还未峻工就有不少香客。浙江平阳县的城隍庙据说同京城相通,故称“京城隍”,耗资一百多万重建。城隍庙本为民间信仰系统,非佛道所属,如今,民间信仰为了取得主管部门审批认可,需要佛道名称;佛道为了获得更大影响和支持,也需要同民间信仰汇合,因而,那里同时成为道教圣地,有早晚功课,节日礼法诵经。特别是道教,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向民间信仰发展。居守道观者还不如深入民间做道场的道士收入高,平阳县调查材料表明,全真道士从1949年的九十名,下降到1996年的三十四名,其中乾道十九名,坤道十五名。而活动于世俗居家的正一道士,同一时期却从二百多名发展到三百七十三名。

4、佛道二教同气功、养生术有密切关系。由于原有医疗保障体系过时,医药费昂贵骤涨,退休人员队伍大增,佛道之中的养生、保健和气功内涵得到了扭曲性的发展,似乎佛道二教的精华就是养生之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佛道二教的宗教内涵和灵修削弱;对二教的研究转到学者手中;二教所含修身养性的功能被世俗化,用于治病和保健;佛道二教都需要向民间信仰靠拢。

二、民间信仰蔓延,新兴宗教暗流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获得显著发展。外人不知,发展最快的其实是有几千年传统根基的民间信仰。原有的民间宗教历来受阻,难以复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各色新兴小教、小派出现发展势头。基督教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同民间信仰,新兴宗教碰面,同它们争夺信徒和发展空间。

远古时期,主要是有文字可循的殷周时代,广泛流行的原始宗教,其表现形式是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都有相应的神灵,诸如雷公电母、海龙王、河神、海妖等。多年老树、怪异植物、动物精灵也在崇拜之列。当时有“上帝”、“天帝”、“帝”的观念,很可惜后来没有像希腊人一样,经由哲学家色诺芬尼、柏拉图等提炼出理性化的,排斥自然崇拜的一神观念,恰恰相反,在自然崇拜的同时形成了偶像崇拜。一方面将自然现象人格化,想象为人格神,另方面,又将凡人神圣化,以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高超技艺者(如木匠鲁班)等都被奉若神明。同原始部落向家庭、村社、国家过渡同步,从图腾崇拜发展到家神(灶公、床神),村社之神(土地庙、城隍庙)及社稷之神。远古时代的“天”、“天帝”,演变为王朝私有的保护神,皇帝成了“天子”,这同基督教的“天父”及道成肉身的“圣子”截然相反。反偶像崇拜的“唯一神”之路被后彀垢“政治神”(象征王朝的“天”与世俗之王“天子”)堵塞了。汉朝(西汉与东汉)时,黄老之术向道教发展,同时佛教传入中国,经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道二教同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有更多的共融点,佛、道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有意识地向民间信仰靠拢,将偶像神如关公纳入佛教的罗汉之列(即伽兰罗汉),或将沾上边缘的人纳入道教神位系列。 这样流传至今的民间信仰就成了以远古的神灵崇拜为主,渗染佛道成份的信仰体系。这种神灵崇拜的外化形式就是神祠,到处修庙建寺。其次是不设神庙、不雕神像的异物崇拜,如江河、古树、山洞,乃至家室、床柜等物品都可成为崇拜对象。由于民间信仰同封建迷信纠缠不清,同巫婆、神汉、算命、看相等方术并行,因此1950-52年及“文革”中又成为被消灭对象。不过毕竟有几千年根基,在八十年代宗教宽松的条件下,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用不着像基督教、佛教、道教那样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努力,就自发地复兴蔓延了。九十年代,政府确定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令人惊异的是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发展速度最快,即使是基督教发展较快的浙江、河南、广东、福建,其规模和速度也是大大超过基督教。在调查中,我们按不同类型地区作了统计,1992-96年修建寺庙的数量超过同一县市教堂的数目,少则二十多倍,多则一百多倍。换言之这个县建一百个寺庙,同一时期才建几个教堂或堂点。至于修坟,差距更大,少则几百倍,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死一个就修一个坟。市区火葬地方,也有相当部份修坟。鉴于数字无法公布,这里仅就公开透露的数据,略表一二。

1996年上半年浙江省发起“拆除非法修建寺庙和教堂”,“搬迁三沿两侧 坟基”的“专项治理”工作。《人民日报》刊登表扬性的五篇评论 ,《浙江日报》、《光明日报》、《钱江晚报》、《经济日报》等有所报导,现把这些报导集中起来,介绍如下:

1996年上半年三个月左右时间,全省共清理坟基二十五万七千多座,清理非法建造的寺庙一万七千九百多处。仅萧山北干山就迁走五万座坟。宁波市有一处最大的填充占地五百三十二平方米。中国人还有人未死先建坟的风俗,即所谓“寿穴”、“寿坟”。台州小五金个体户王、林夫妇的“寿坟”,占地三百平方米,十八名工匠花了四个月建成,内有凉亭、灵堂、厢房、彩书围墙,号称“台州第一坟”。还有青田一座坟,耗资几十万,占地三百平方米,还建有传达室,装有国际长途电话 。近十多年新建坟基到底有多少?今年6月21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了温州市情:沿铁路、公路、风景区、开发区两侧(即所谓“三沿两侧”)已拆除坟基共五万余座,至六月底“全市将累计拆除二十万座椅子坟的坟圈,并深埋复盖绿化”。非“三沿两侧”地方的坟圈还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至于近几年新建寺庙,《光明日报》6月2日头版报导说:“非法建造的小庙小庵和香火点等有十三万多处”。《经济日报》4月10日第二版报导:黄岩区有六百多座,路桥区有二百二十多座,最大的耗资一百多万元。余杭市一个多月就清理了二百六十座。参与修庙拜神活动的不仅是老百姓,还有相当多的生意人和干部(参看1996年5月5日《钱江晚报》:《是餐馆还是佛堂》,1996年4月15日《报刊文摘》第四版:《神州大量公车上山烧香拜佛》)。由此观之,基督教的发展是无可比拟的。经济富裕的温州,1995年9月本人前往参观时,天主教堂地区下沉严重尚无钱解危,新教教堂号称大修投入也不过七、八十万。而平阳县钱仓镇的城隍庙,耗资一百多万,一根柱子就认捐三万。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还牢牢地占据了主要地位。

民间信仰的蔓延和发展与佛、道、耶不同,有下列几个特点:

1、分散性,自发性:如同潘多拉葫芦,一打开瓶盖,上界神仙,下界鬼妖精灵,外加巫婆、神汉、算命、看相、测字等,一涌而出。它不像佛、道、耶。1979年中央有关部门发了三个文件,同时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面开始松动,下面还反应不过来,有的抱观望、怀疑态度;有的教堂、寺庙找不到下放劳动,转行从业的神职人员。当然还有另方面原因,即政府有计划地逐个审批开放寺庙和教堂,即所谓“成熟一个,开放一个”。

2、普遍性。民间信仰及祖先崇拜,遍布全国城乡各地,无处不有。佛、道、耶则不同。尤其是基督教,这个村镇有众多教徒,邻近村镇甚至一个也没有,有的真是“针插不进,水拨不入”,就是傅不开。

3、强烈的功利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市侩味。且看如今各地的私家商店、饭馆,相当多的人供奉“财神”,有的供“观世音”。结婚日子要选在“8”、“18”、“28”与“发”财之“发”谐音。房号、车牌、电话号码……都追求“8”字。拥有吉利数“888”的号码可以几万元的高价出售。

祖先崇拜方面,也有上述三个特点。经济发达地区,还寻求豪华壮观的坟墓造型。温州一带有几样东西全国闻名,其中之一就是坟墓。沿江沿路的山坡,可看到一片片“白点”。细看之,原来是椅子形混凝土墓,有的精雕细刻,上有色彩花纹;有的修成数房大厦状;有的宛如古色宅院。坟内“听房”、“大院”佣有各种雕塑型的家俱,电器和交通工具。生前有所嗜好者,还别出心裁为之雕塑诸如麻将、烟管、茶壶等器具和各色菜肴。

求神拜佛,敬奉祖宗都有烧香跪拜祈祷的仪式。从祈祷内容可以窥见参拜者人生追求、神灵观念及关于神——人关系的理解。一场祈祷就像是一场神人交易。是否还愿答谢,答谢是否丰厚,就看是否满 足了祈求人的要求。祈祷人以宗法关系作指导,只求个人,家族的利益,甚至还有求神、求祖先保佑他赌博赢,走私顺利,或替他报仇,加害他人。

关于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我们仅简略作评介。从秦汉至当代,民间宗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弥勒教、明教、白莲教,总是同秘密结社,图谋造反缠联在一起,所以历来遭受禁止和取缔。如今留有个别教派以气功院、修炼场等形式活动,如浙江的罗教。从明朝时的无为教,演化为清朝时的齐教——殷祖教——姚祖教——檀香教、圆通教。圆通教会参与反洋务运动,现在仅个别地方尚有影响:如浙江苍南县。八十年代中期龙港南郊XX共一千一百户,信圆通教有二百多户,XXX村二百六十多户,信圆通教五十多户。这几年商品经济侵入这些地方,年轻人卷进经商浪潮。圆通教内也分化为两派:一派固守传统,“清清静静做道场”;另一派敲锣打鼓,招来法事生意。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宗教,这是个世界性浪潮。据统计,日本的新兴宗教大大小小不下一百六十个。有的已传入俄罗斯。是否秘密传入中国,尚无资料。但是印度教、瑜珈功(不仅是气功,而且也是一教派)这几年已经在中国传播了。我们“中心”出于研究的需要,先后两人去调查过,品尝过他们用印度香料做的食品。从目前的活动看,仅限于宗教上的目的,参与人大都为了健身需要,以后的发展难以料定。需要加以防范的是同民间巫术相关的异门邪教。这些人为的是愚弄百姓,骗取钱财,甚至触犯法律。安徽大别山一个邪教头目利用宗教奸污少女,有据可查者不下十八个,现已被取缔。有的假借基督降临,宣扬末日将至,叫人大哭三天三夜。对这些邪教的取缔,老百姓拍手称快。有的人误将对这些宗教败类的取缔看作限制宗教信仰,破坏人权的证据,实在不聪明,反误了自身声誉。

三、机遇与挑战同在——市场经济处境下的基督教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说到处境化,人们自然想到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基督教的影响。对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给基督教的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却缺乏研究,情况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因此我们想提供些典型资料,然后作些分析。

下面是商品经济冲击下两个截然相反的事例:

1、中国有一批传统的天主教教徒集中地,例如福建东部的长乐、福鼎,浙江衢县的麻蓬村,陕西关中地区,河北献县,山西的洪洞县及太原附近的六合村。像麻蓬村、直坪村、六合村,全村都是天主教徒。浙江省麻蓬村,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两次派人去调查过,现以此为样本介绍之:

麻蓬村地处浙西衢县的一个偏远山村,二百年前邻省江西一批天主教徒到此避难,住蓬种麻,周围百姓称之“麻蓬”。历来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然而却有一批世代相传的,颇具神学造诣的信徒,那里有自己的灵修场所。十九世纪末,成了浙江天主教人才基地,为当地教区、杭州教区、宁波教区等输送了十多位神父。 法国籍的几位遗使会传教士曾到那里帮他们开办学校,杭州教区办的《我存》杂志发表了介绍文章,称之为“产生圣召之地” 。应该说,它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1958-59年和1966-76年两次“消灭宗教运动”都未能将它摧毁。八十年代初恢复公开的宗教生活后,加入了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全村仅十一个共产党员是非教徒,据说,因为党章规定党员不得入教,各村要有一个党支部和村公所,所以他们只好不参加教会的某些公开活动,实际上也还是教徒。麻蓬边上有个直坪村,在麻蓬教徒和神父的影响下,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入天主教。1996年“中心”派人去调查时,两村有正式登记教徒三千五百多人、两个神父、五个神学生,有相当正规的神学课程,这在一偏远山村又在中国大陆处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老一代的神父和教徒同我们的调查人谈话时却是赞美过去,不满现在,对将来忧心忡忡,原因有三:

(1)这个村过去仅种粮食和少许甘蔗和芋麻,过着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八十年代中期,政府号召农民走富裕发家之路。本村改种大量甘橘和其它山区出口产品。全村卷进了市场经济,一批能干的年轻人从事经销,有的还做起别的生意。干净的,清一色的天主教之村受到了“玛门”(金钱)的挑战。有的忙于赚钱,正常的礼拜延误了,甚至外出不归了,老神父见状直摇头,而年轻人却认为他们保守。

(2)过去这个村只有小学,村民仅外出接受神学教育,如今,农家孩子小学毕业后外出读初中,有的继续升学,接受近代教育。外面呆久了,见识多了,回乡一看,就看不惯,有的实际上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而村里有的老教徒却认为“出外学坏了”。
(3)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开阔了山村教徒的眼界,沟通了山村和市镇,邻村的联击。邻近龙游县的“呼喊派”地下传教人,开化县的“山野派”(野外聚集做礼拜的自由传教人及信徒)也串到衢县石渠镇(麻蓬所在乡镇),一些年轻人不满老一代的讲经释道传统和礼仪,开始转向自由传教。这样大一统的天主教村开始动摇了。

2、读一下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似乎当今中国某些地方的天主教徒碰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德国一样的问题,缺乏韦伯说的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但是并非一概如此,在浙江的新兴城市和港口却是另一番景象。且象温州苍南县龙港镇的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吧!

浙江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遍布全国,还有本事在北京建了一个“浙江村”。西欧各国的中餐馆几乎都是温州及青田一带人开设的。温州市的小商品生产和经销在八十年代初就誉满中华。许多改革的创举是他们自己首创的。温州地区所属瑞安、乐清、平阳、苍南、永嘉、瓯海、泰顺是全国天主教、基督新教发展最快、最多地区之一。那里的农民修建了不少教堂或家庭堂点。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选择了温州鹿城(即现温州市区)与浙北山区安吉县作了对比调查。两个取样地区教堂发放了相等的三百份问卷,回收分别为温州市区二百四十份。安吉县城一百九十份(山区文盲多,连封闭式问卷也不会填)。问卷栏目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受洗时间、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每年的奉献等三十个问题。由于教徒中有的人有思想顾虑不敢填,有的是文盲填不了又未请人替填,所以回收率不理想,但多少说明些问题。在经济收入和奉献方面,经济发展快的温州等于山区农业为主的县的水平的二十多倍。经济发展快的温州,不论天主教徒、新教教徒,他们的观念还非落后山区教徒所能比拟的。下面就以全国第一个农业城——龙港为例说明之。

中国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以河南浙江二省最为突出,而浙江又以温州为典范。温州市区即过去的鹿城,原先并不是基督教中心地,中心地应该说在平阳县。平阳县是1958年“消灭宗教”全国试点县。1981年原平阳县以鳌江为界划分为平阳、苍南两个县。江南三个区(宜山、钱库、金乡)划入苍南县、鳌江入海口有一片平地叫方岩下,居民以打鱼为生。过去很穷,当地民谣说:“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方岩下和下埠两个码头逐步发展成为海产品集散地。1984年4月正式设置龙港镇。当时只有五个小渔村,共五点二平方公里,六千五百人。1986年扩大至七点二平方公里,1992年扩大为五十八平方公里,人口达十三万五千。其中城区七万多,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农村,原来是农民。1986年6月新华社电讯首次用了“农民城龙港在温州崛起”的标题,从此,龙港获得“全国第一个农民城”的称号。温州一带自本世纪初以来有善于经商的传统。八十年代初农村取消了原来的人民公社,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中老人和部份妇女承担农业劳动,男人和一些妇女转向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取集在龙港的居民主要是原来农村的个体户、专业户,这些人成了新型的企业主和商人,主要从事纺织和小商品生产,产品销往全国二十八个省市。龙港利用鳌江海上交通便利还发展了同香港及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的贸易。1994年开始,开通了温州至香港、温州至全国各大城市的航班。这样,龙港又跃进一步,成了全国的商业经销点,有五千多名专业经销队伍活跃于全国各地。1994年这个镇的工农业总产值就达十七亿一千万元人民币。其中国有企业和县属集体经济仅占百分之五至六,其余都是私人经济。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商人和企业主是教徒。本人于1995年9月前往调查,同“中心”成员平阳县方志办公室主任林顺道一起走访了龙港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这里的教徒来自周围各个县市,通行五种语言:普通话(国语)、闽南话、温州话、蛮话、金乡话(明代中州语言,明初守将信国公汤和及士兵后裔)。位于市镇中心的河底高天主堂,建于1932年。1956年后被移作村公所和生产队仓库,1980年收回。1995年9月我们去访问时已面目一新。这个堂的信徒就有一千三百户,百分之七十五是原来的农民,如今大都是商人和小业主。因为教徒日增,过去的食堂改建为礼堂。同时靠教徒们奉献又买了三亩地准备再建教堂和其它设施。龙港南郊的黄头涂天主堂,清末约1905年始建,1958年成了白沙公社所在地,1992年收回,现有五百户教徒。还有一个天主堂我们未去参观,听他们介绍也有四百户左右教徒。这样,龙港共有三个天主堂,教徒二千二百户左右。每户至少有一个正式受洗登记大册的教徒。其他成员有的受洗,有的未受洗。市区正式教徒是一千六百多人,郊区他们仅有一个估计数,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 ,大陆天主教的教徒,1949年前比新教徒多,如今远远低于新教徒数量。其原因,他们自己认为是因为要求严格,不滥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但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因天主教是政教合一,隶属于梵蒂冈,而梵冈至今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49年以来,双方磨擦较多。1949年后遭到比新教更大的打击;其二是他们自己比较正统,在自身的改革方面有待研究。然而龙港的天主教(还有几个地方)却很有魄力和活力,他们有教长一名(八十二岁),神父三名,四人都很注重培养新生力量。1995年派往上海佘山神学院的男修生两名,女修生三名。1996年又派一名修生,另四名在选拔之中。为了扩大影响,他们根据中国在家庭内办丧事的特点,尊重教徒愿望,到教徒家去开追思会。在讲道方面,他们根据龙港从事工商活动的教徒比例高的特点,也作了改革,而不像有的山村讲道人鄙视做生意的教徒。为了吸收青年入教,1995年还搞了一个“青年福传会”,因不合政府关于社团登记的条件,后改为“福传学习会”,参加者为青年教友。非教徒青年也欢迎参加。形式灵活多样,青年教友自行组织,自行安排,既有类似查经班的活动,又练唱体现基督教内容的歌曲。

龙港的基督新教比天主教发展更快,也更有特色。如今龙港有十二个教堂,其中市区四个,郊区八个。市区在册教徒人数六千八百人。郊区不详,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堂是我们去访问过的主恩堂。

主恩堂是新教各派的合一教会。1984年前只有一些渔民教徒,属于聚会处。1985年5月份的第二个主日,从乡下迁到龙港的十三户自立会教徒及近二十户内地会教徒,在信徒家中开始了第一个联合礼拜。1986年合一教会信徒增至三百多户,同年他们用五万元人民币买了一个简易厂房。1990年全靠教徒奉献动手建堂,同年12月8日全国三自会主席、政协副主席丁光训主教访问龙港,题名主恩堂,意为“龙港教会见证了主恩典的丰富”。教堂有四层,第二层教堂有一千八百个座位,一楼还有餐厅、会议室。1995年我们去调查时,已有近四千教徒。

这些教徒八年、十年前是农民,如今是老板、职员、企业股东、经理、经销员。令人敬仰的是他们不分教派,而且思路开阔,很在本事,香港刚上市的新式服务,两天后龙港也就有了。在主恩堂能买到台湾、香港出版的讲道集,神学论著及音像制品。经销人姓孙,是苍南县家用电器批发公司老板,兼教堂书刊组负责人。十盒录音带才四十五元,比空白带还便宜十五元,他说“我买的多,亏的就愈多,但是对主的奉献就更大,我很乐意。”这些昔日的农民教徒,如今具备了新式的民主观念。他们主持教堂,实行民主管理,坚持民主办教。且看1994年主恩堂建堂后第三届大会情况。

第三届大会实行信徒代表制和无记名差额选举。先以街巷为选区,每三十名教徒选一名代表,共选出一百二十九名(129X30=3870,就是说至少有三千八百七十名受洗教徒)。然后又推选出六十九名候选人,用无记名方式举行差额选举,选出三十七名,组成第三届堂务委员会。三十七名委员中选出执事十三人,堂务常委十五名(可兼职)。最后从常委中选出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会计、出纳各一名。三十七名堂务委员会平均年龄才四十多岁。而许多教堂的堂务会是任命的,平均年龄六十多岁,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使教会避免了‘教霸’现象和专横独断的‘法老’制度”。所以,这样的教会,教徒们都喜爱,凝聚力很强,大家乐于奉献,积极参与。

在教徒的积极参与下,主恩堂还建立了信徒代表会,在教徒代表会协同下堂务委员会成立了十二个堂务建设小组,这就是:堂务组、教务组、财务组、宣传组、圣乐组、音像组、电工组、探访组、专刊组、接待组、电工组、探访组、书刊组、接待组、门卫组、环卫组。这十二组都是信徒代表、堂务委员和一些热心信徒义务参与的。在这些信徒中,有不少是办企业的能人。他们的厂家、公司被评为县、市先进企业。本届堂务委员会主席姓杨,就是杨港塑胶工艺制品厂厂长,作为企业家代表当选为县政协委员。

需要补述一句的是,在这个新型农民城中,农村原有的民间信仰大为淡化了。龙港的佛、道、民间信仰势力还不如基督教。相反,鳌江北面平阳县有一个叫钱仓镇,是古老的闽浙交通要道,历史上有战略地位。这里有座钱仓山,不到两公里长,竟然有十多个寺庙。那里还有一个“私庙”就是家庭建的庙,供外人敬拜收钱。

上面我们介绍了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不同回应,两种不同结果。这里没有政府干预,没有任何外办介入,完全是教会自己自作自为的,类似两种典型,浙江省别的地方,全国其它省份也可看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龙港是很值得研究的。北京、上海许多部门、单位乃至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全国人代会原委员长万里都到那里参观过。从龙港我们可以看到,同其它宗教不同,基督教有很强的适应性,基督教适应了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过程中,基督教是能同步发展的,关键是有龙港教会、教徒那种胸怀,那种气魄实地去做,“向着标杆直跑!”(腓力比书,3:14)

中国决心走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而且是至今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转折、大飞跃、大进步。近代欧洲及古希腊的雅典的飞速发展,究其根源是古今两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自殷周以来,虽然有过简单商品生产,明清时代的松江、宁波和泉州,还有相当于欧洲同一时期的商品经济,但是始终处于受封建王朝支配的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是封闭的自然经济。本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虽然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然而它是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们对“外来文化”、“外来宗教”的偏执、排斥、歧视或冷漠、迷惑逐步为宽容、容纳、理解或支持所代替。这是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发布十九号文件,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固然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上述变化也是一个原因,这点人们往往不易觉察到。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过去来自亲属、朋友、邻居对自己入教的压力,歧视、冷漠、反对、限制、现在大为削弱,甚至没有了。即使是地方官员也不像八十年代之前,更不像过去的族长、豪绅那样排斥和打击入教者。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和观念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基督教而言,明清时代乃至民国初年的传教障碍有的自行消失(如祭祖尊孔),有的将不成为主要障碍(如各种宗教之间的互相排斥,互不相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不仅是信息传播、人员来往、眼界开阔、文化素质提高,更重要的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革新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价值淮则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在调查中我们已看到新的苗头: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的世俗化,世俗化必然像西方已经出现的那样淡化宗教。这是今后基督教传播中必将碰到的新障碍。研究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情况,实现本土化、处境化,必须研究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这一转折性的变化。机遇与困难同在。这就向中国的基督教会和教徒提出新挑战。基督教有很强的适应性。它依靠自身的改革和努力,适应了古罗马、中世纪和现当代社会。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在东方虽有长足的进展,但是远不尽神意和人意。基督教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有没有增长的极限?构成增长之极限的因素是什么?回应和对策又是什么?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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