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 《东游记：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一部不见中国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史

《东游记：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　[美]Liam Matthew Brockey著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第一版

 
 

　　这本著作更像是一部耶稣会海外传教史，而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

 
 

　　随着大批中文文献的发掘、再版和利用，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参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趋势已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纯粹的教会史扩展到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史，由以欧洲为中心的海外传教史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学东渐史，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西来文化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学术转型已取得不少成果，例如关于奉教士大夫的研究和西洋科学之传入与影响的研究等；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传教士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动、普通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形态、教会组织与中国民间固有社会组织的关系、天主教本土化等问题，便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其主要原因是与此相关的中文文献尚发掘不够，而包含大量相关信息的葡萄牙文文献又长期被国内外学界所忽视。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布洛奇（Liam Matthew Brockey）新著《东游记——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以藏于里斯本和罗马的大量葡萄牙文原始文献为基础，试图改变以往只关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英雄式人物的做法，而将视野向下，考察长期在地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和普通的中国教徒。

 
 

　　该书在这方面的确使人耳目一新。作者尤其注重耶稣会士在民间社会的传教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所取得的进展（教徒人数的增长）。到1660年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驻地已增至二十二个，分布于十一个省，1700年中国教徒人数达二十万人；而在华耶稣会士仅有二十人左右，如何管理这一庞大的教区是他们长期面临的难题。他们的主要解决方法是建立具有宣教或慈善功能的教友会组织，如圣母会主要负责妇女教徒的宗教生活，天神会主要负责教导儿童，还有方济各会、依纳爵会、讲解要理会、仁会乃至专门做苦修的天主耶稣苦会等等。以上海为例，从1643年至1658年，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神父所建立的教友会数由三十个增加到一百二十个，使上海成为当时教徒和教友会数量最多的地区。每个传教驻地一般仅有一两名传教士，他们聘用许多中国传教员（catechist），经培训后，负责为教徒做弥撒、为他人做洗礼等工作，传教员之下则有各教友会的会长，负责管理教友会各类专门事务。这样，在每个传教驻地都形成一套传教士——传教员——会长——教友的金字塔形管理模式。该模式对维持和发展教务意义重大，甚至在传教士被囚禁于广州期间（1666-1671），在传教员和会长的主持下，中国教徒人数未减反增。

 
 

　　然而掩卷回味，总觉得该书缺少了些什么而无法使读者尽兴。该书结论部分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方式与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地方的传教方式做对比，发现原来耶稣会在各地所采用的传教方式基本一致。难道无论面对何种文化，耶稣会都采取同样的传教策略?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毫无特性可言?还是作者所选取的研究角度与内容出现了问题?进一步细读不难发现，传教士留下的大量中文作品甚少为其所用（仅使用的几种也是英译本），其他中文文献更是几乎没有触及。

 
 

　　尽管作者也同意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的观点，即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友会有其本土的社会基础，就是明清社会中已大量存在的各类善会，但是作者无法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对中文文献和研究著作的忽视，作者无法看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耶稣会面对这种特殊性所采取的特殊策略，也就使得礼仪之争、天学与儒学之关系、天主教与佛道二教之争、西学传入后对中国传统学术之影响等重要问题都不在该书的讨论范围之内；欧洲传教士是该书的主角，而包括徐光启、杨廷筠等在内的所有中国教徒沦为配角，即使该书所重视的中国传教员、会长一类的人物，作者也仅能够做整体性的阐述，而无法锁定任何具体的人物进行个案研究，事实上这类人物的名字可能在中文文献中屡有出现，例如上海名医徐启元、带传教士入宁波开教的朱宗元等人很可能就扮演着传教员或会长一类的角色。由于这些不足，该著作更像是一部耶稣会海外传教史，而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它没有回应笔者开头所提出的学术转型，而是又回到了欧洲海外教会史的框架之下。也难怪美国学者孟德卫批评其过于欧洲中心论。

 
 

　　但该书作者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葡文原始文献，呈现了许多民间社会传教场景与细节，这些均有助于我们结合中文文献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仍不失为一部颇具价值的著作。从网络上得知，布洛奇教授正主持一个关于葡籍耶稣会士班安德（AndréPalmeiro）的研究计划，班安德曾担任耶稣会中国、日本巡按使，在礼仪之争中亦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布洛奇教授还是像大多数来华耶稣会士那样学好中文吧。■